記者周佩虹、黃湘淇／專題報導
距離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至今已經65週年，雖然經過許多人的爭取、努力，二二八事件已列為學校歷史課本的教材內容，但對於二二八，仍有一些爭論，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ETtoday新聞雲重新整理二二八事件源起，期待能提供歷史真相，讓更多人知道，到底什麼是二二八。
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末期，由於日本向聯軍無條投降後，蔣介石派遣國府軍約五千人，於1945年10月17日登陸基隆港，被蔣中正(一稱蔣介石)委派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陳儀，也在10月24日抵達松山機場。
但就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為了支援中國內陸的剿共行動，陳儀不但大力地搜刮台灣民眾的豐富米糧，更打著專賣局及貿易局的旗幟，掠奪各類重要經濟資源。台灣民眾生活在物資不足、通貨不斷膨脹的恐慌中，再加上對毫無軍紀的國府軍隊越來越不滿，1947年2月27日傍晚發生的查緝私煙事件，造成官民衝突，擴及全台。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6人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見左圖／翻攝自二二八基金會網站)一帶查緝私煙，一名賣煙婦林江邁來不及躲避，在天馬茶房前遭到取締，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均被沒收。林婦苦苦哀求，但傅學通等人不予理會，還以槍托敲打林婦頭部，圍觀群眾群情激憤，喊打之聲四起，傅學通等人於是棄車逃逸，卻被群眾緊追不捨。
傅學通等人逃往永樂町二町目(今迪化街)，眼見逃不過群眾的追打，於是拔槍射擊，打中民眾陳文溪，送醫後死亡。無辜民眾被亂槍射中，更激化群眾的情緒，於是燒燬查緝車，並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相關人員予以正法，然而均得不到當局的正面回覆，於是群眾沿街打鑼，宣告此一事件發生的始末。
稍後，晚間九點多，另一批群眾來到新生報社，要求報社對27日晚間發生查緝員濫殺無辜民眾的事件，如實刊登。當時新生報的總編輯吳金鍊，早因接獲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通知，不得刊登報導，於是拒絕群眾要求。群眾不滿吳金鍊的態度，揚言要放火燒掉新生報社，吳金鍊只好找社長李萬居出面解決，李萬居礙於情勢只好答應刊登。於是，新生報第二天，以短短百字報導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28日，部份激憤民眾，不但敲鑼打鼓，通告台北市民罷工、罷課，並組成遊行隊伍，準備再進一步提出強烈的抗議。遊行隊伍途經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延平派出所，見右圖／翻攝自二二八基金會網站)前，因遭警員制止，氣憤搗毀警局後，轉赴專賣局台北分局，將局內的各項專賣物資及器物焚燬。隨後示威群眾再轉往專賣局總局，提出即時交出兇犯當眾槍決、從優撫卹被害者的遺族、即時停止查緝私煙、局長出面謝罪等四項要求。
隨後群眾又轉往長官公署抗議，但陳儀早已佈置兵力，以機槍掃射，當場造成死傷，更讓民眾的怨恨、不滿完全爆發；有些人開始看到外省人就打，也造成外省民眾四處驚逃。
示威群眾最後來到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紀念館，見下圖／翻攝自二二八基金會網站)內，向全台民眾廣播放送整個事件經過及陳儀的暴行，全台北市陷入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的動盪；陳儀於是在28日下午3時宣佈戒嚴，動員武裝軍警開槍驅離群眾。
3月1日，全台民眾透過廣播，得知發生在台北因查緝私煙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後，各地紛紛響應，當地士紳和一般民眾採取政治談判路線與武裝路線兩種應變方式。
政治談判路線是由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省參議員、台北市參議員及各界代表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他們在中山堂開會，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並派代表將會議結果轉達陳儀，與陳儀談判，但在國民黨援兵上岸之後，這些成員如林連宗、王添燈、徐春卿、陳炘、黃朝生等均遭到迫害，林宗賢、郭國基等被捕，蔣渭川差點被捕殺。
另有一部分走武裝路線的學生、青年，主張以武力為談判後盾，組織民軍，維持治安。當時民間組織有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台灣民主同盟、憂鄉青年團等等，這些組織，後來也成為國民政府援軍血腥屠殺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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