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偉航／為何加班拚不到經濟卻會傷害無辜？

2017年02月16日 00:05

▲賞櫻遊覽車在邊坡翻覆釀成重大慘劇，亦再度凸顯過勞駕駛的嚴重性。（圖／記者林世文攝）

文／周偉航

北宜高造成30餘人死亡的大客車翻車事故，其調查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各方專家推論的成因基本上不出兩方面：即駕駛的超時勞動，與大客車車體的安全性議題。

此二歸因看來無關，但一致的理路，就是凸顯台灣不論是事前立法過程或是事後的行政監管，其主要考量均非「人體生理學」與「車輛物理學」，而是建立在一種「玄學」，叫做「各界的共識」（實際上是老闆與高官的共識）之上。當相關施政都是不坐大客車的人們「喬」出來的鬼東西時，即已埋下了重大傷亡的因子。

科學問題，自應科學解決，但此次事件有個倫理問題，我認為有必要拉出來談。工時過長是此次事件的可能成因之一，然而，還是有人主張不應限制駕駛或其他自願勞動者的「每日工時」與「連續工作日」，因為這會讓想賺錢的人不能盡情賺錢，將阻礙台灣的經濟發展。這種說法成立嗎？

這說法當然大有問題，不過要看穿其中的陷阱，沒有那麼容易。

遠從歷來的勞基法修法，到去年一例一休的爭議，都可以聽到這種「不應限制（自願）加班」「不應強制休假」的主張，認為台灣就是太寵愛廢人，才會讓認真、努力、上進、肯打拚的人沒有自由發揮的空間。這些熱血硬派主張，如果有人要一週工作7天，每天工作14小時以上，也是他的自由。

有些人認為，這種主張不過是大老闆隨口說說的「幹話」，做也不是他在做。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有兩種人可能會想要「追求超越工時限制」的勞動機會：第一種人，是急需用錢的人，而依照他的個人條件，只能透過長時間勞動來賺取相對較多的金錢；第二種人，就是充滿企圖心，認為勞動是實踐他個人價值的主要方式。因此，這兩種人都可能認為限制工時的法律或規定，破壞了他們追求個人目標的機會。但國家應該允許個人有這樣的機會嗎？

有自由主義者認為，就算個人行動愚蠢，只要不違反基本的正義原則，那就算是「人身自由」的範圍，因此政府不應過度干涉民眾的勞動時間，應該任其自由發展。

但在當代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遠比想像複雜，我們的勞動可能對意想不到的他人造成影響，因此上述的問題，其所涉及的政治哲學議題應是：「政府應該制止人的愚蠢行為嗎？」

▲此次遊覽車翻車意外的駕駛，發車前才到住家附近欲買檳榔提神。（圖／記者林煒傑翻攝）

過去學界討論這個議題時，主要都以「酗酒」、「吸菸」等原則上只涉及個人權益的主題，其結論很容易被導向「政府不該制止人的愚蠢行為」。因為有時別人眼中的「自殘」，卻可能是自己心中的真正目標，政府依主流或特定價值觀介入，有可能出現「父權主義」問題，讓特定價值觀成為社群強勢價值觀。

但即便是自由主義者，也可能主張政府對某些狀況有介入必要性，那就是可能涉及公共利益的愚蠢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可能涉及不正義。那勞動呢？不是每種勞動都會涉及公共利益，但有一些勞動的確會對不特定大眾產生強大的影響。

像我這種寫作工作者，一天要寫2小時或一天寫20小時的確是我的自由，政府如果來限制我的工時，會顯得非常古怪，因為就算我的勞動會產生連帶的職業傷害，也是非常輕微，而且這種工作形式是可以隨時調整的。

但有些工作，個人勞動的產出雖會隨著工時提升，但其風險也會快速上升，勞動者可能因傷成殘，進而讓社會付出健保或社會福利資源，那政府就應該進行管控或禁止這種勞動。

尤有甚者，是其勞動本質就與不特定大眾的福祉直接相關，只要一出包，社會就會付出慘痛成本，甚至其可量化損失遠非當事人能承擔。像是大眾運輸的駕駛、高汙染重工業設備的操作人員等，他們只要因「過勞」而出包，事情就會非常難以收拾。本次的翻車事故，在某層面上就可算是此類「風險」化為「現實」的情狀。

除了政府之外，實在很難找到第三方來強勢介入這類勞動內容。畢竟在勞資雙方「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狀況下，這類勞動很容易在工時和工作內容方面走險路。但賺都是他們在賺，風險卻都是社會大眾在承擔，這當然不合理，這就是一種自私。

所以，別隨便用「拚經濟」、「人家心甘情願」來合理化超時勞動，因為這種拚法所帶來的龐大「外部性」，會變成台灣社會的「共業」。「業力」什麼時候會爆發，單純是看運氣，但我們的確能做一些事情來避免風險恣意攀升。就算你不懂大眾運輸，至少也可以思考哪些你熟悉的超時勞動，不只犧牲個人的生活品質，更可能是以威脅他人生命安全的方式來增加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