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各國爭相模仿歐洲的大砲科技，但其實火砲是中國發明的，而且製作技術完全不遜色。（圖／時報出版提供）
文／歐陽泰
我剛開始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原本是堅定的歷史修正主義派。我認為在十六與十七世紀期間，相較於亞洲的已開發地區，歐洲在科技方面並沒有領先，就算有也是微不足道。中荷戰爭為這項觀點提供了許多佐證。相較於國姓爺的火砲，荷蘭的大砲絲毫未占上風。後來瑞士士兵海卜脫回想這場戰爭，就表達了一項相當普遍的意見，指稱漢人「深知如何製造非常有效的槍砲，幾乎無人足以與他們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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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大砲都以歐洲的大砲為雛形，但火砲實際上當然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且模仿本來就是戰爭的一部分。法國、義大利、荷蘭與西班牙等國，相互模仿對方的設計都早已有數十年之久。海卜脫接著指出，中國尤其善於這種吸納模仿的做法：「不論什麼東西，他們只要看過一次，立刻就能自行製造出來。」
然而，他們有能力製造精良的火砲並不是偶然的結果。在這場戰爭發生之前的一個世紀，明朝就成立了一個特別機構，專門研究西方的大砲。在一五九二至一五九八年間的朝鮮戰爭當中，明朝就利用這些大砲對付日本人，造成敵軍的重大損傷。日本人本身雖也擁有先進的槍砲，但經過一次教訓之後，在那場戰爭中就一再對明朝的大砲避之唯恐不及。
明朝官員對歐洲的大砲深感好奇，所以就像我們先前提過的，他們甚至會打撈沉船中的大砲。在一六二○年代，至少有四十二門荷蘭與英國的大砲在中國南方被打撈上來而運到北京，這段距離將近是巴黎到莫斯科那麼遠。這樣的打撈行動非常不容易，需要高塔、起重機與鋼鏈。為了拆解這些大砲以學習其製作方式，北京特地從福建找來工匠，因為福建的鐵匠與鑄匠名聞全中國，而且他們對於先進火砲設計的知識就是從西方人身上學來的。一名中國作家寫道：「今西洋人潛住粵澳，實繁有徒，閩人尚多傳得其法。」不久之後，北京就開始製造所謂的紅夷大砲。因此，到了中荷戰爭展開之際，中國的火砲科技已經極為先進，在國姓爺的故鄉省分尤其如此。
當然，製造精良的槍砲是一回事，使用槍砲又是另一回事。許多學者都指出，歐洲現代化的一項正字標記就是在測量方面的早熟發展，以及將數學原則應用在實用事物上，尤其是戰爭。在十六與十七世紀，像塔爾塔利亞（Nicholas Tartaglia）與伽利略這些科學家都研發了瞄準工具，以協助砲手瞄準及裝填大砲，提高準確度。中國人似乎也學習採納了這些工具。我們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國姓爺採用這些工具，但我們確實知道他的砲兵部隊又快又準確，以致揆一在沮喪之餘寫道：「他們操控大砲竟然如此有效率……我們的士兵都不禁自嘆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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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手持槍砲呢？早在台灣戰爭之前，東亞就已經懂得使用火槍了。日本人曾在一五九○年代使用火槍對付中國人，明朝也研究了這些火槍。他們還研究了歐洲人在十七世紀初帶來的先進火槍。國姓爺的父親在一六四五年出版的軍事手冊暨戰略指南《經國雄略》也收錄了火槍，不但提及練習能夠增加準頭，也提出統一槍口尺寸與槍彈重量的建議。書中指出，人稱「鳥銃」的先進火槍雖然「速準」，卻也「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
國姓爺的確實驗過火槍，且他的非洲火槍手對荷蘭人造成了致命的傷害。但他偏好體積較大、威力也較強的手持槍砲及弓箭，這樣的決定在台灣戰爭中對他並未帶來不利。荷蘭火槍部隊在歐洲雖然極為著名，面對他的士兵卻毫無用處。拔鬼仔在戰爭開始之後的第二天率軍出城，深信看似古老過時的漢人部隊只要一嘗到鉛彈的滋味，必定就會立刻四散奔逃，結果卻是他自己的部下驚慌逃命。在另外幾場火槍兵參與過的衝突當中，例如哈梭威爾的士兵在澎湖遭到一小群漢人部隊擊潰的那場戰役，也看不出荷蘭的火槍面對國姓爺的斬馬刀與弓箭具有任何優勢。
這是因為國姓爺的部隊紀律極為嚴明，這點又推翻了另一項關於歐洲戰爭的常見論點。軍事革命論的支持者認為軍事革命的一大關鍵，就是對操練與戰術的重視。本書應可讓我們了解到，這種強調紀律的做法很可能不是歐洲獨有的特質，也不一定是歐洲人成功征服四海的原因。儘管荷蘭的操練官與軍事手冊名揚全歐，事實卻證明國姓爺的士兵遠比荷蘭人更有紀律，在戰場上的戰力也更強。
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為由此又可延伸到其他有關歐洲社會的廣泛理論，例如著作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理論。為了說明他在歐洲社會當中看到的巨大變革，從利用景觀遂行社會控制轉為採取監控與紀律的方式，他舉的一項關鍵例證就是軍事操練。在他眼中，這些新式的操練做法代表了現代社會控制模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令人不得不注意的是，身為軍事革命論先驅的史學家羅伯茲（Michael Roberts），為了舉例闡述其論點，竟與傅柯挑選了一模一樣的例子：路易十四鑄造的一面紀念章，畫面中顯示國王舉行閱兵，所有士兵齊步行進的景象。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兩人讀過對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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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西方紀律的概念，也可見於一種所謂的西方戰爭方式的論點當中。這種論點認為西方人在戰場上殺敵之所以比較有效率，乃是因為一群獨特因素造成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組織、紀律、士氣、主動性、彈性與指揮。」這組因素取自韓森（Victor Davis Hanson）的著作，他認為西方人在數千年來之所以是最有效的士兵，主要是一套整體性軍事傳統造成的結果。但他卻幾乎沒有提及中國，而且他對西方戰爭的獨特性所提出的許多論點，都可藉由東亞地區的資料加以反駁。舉例而言，他指稱「成群作戰、固守陣地並且面對面戰鬥的步兵，是西方人獨有的特長──是一群中產地主階級的長期傳統所帶來的結果，因為他們向來都對無地農民與上層貴族表達了焦慮不安的心態」。然而，中國的軍隊也經常以步兵為核心，在中國南方尤其如此。韓森的分析當中所隱含的整個歷史發展模式──「中產地主階級」與「上層貴族」──純粹都是以歐洲為基礎，而無法套用在中國的經驗上。
韓森的一項關鍵論點就是西方人比非西方人更有紀律。他寫道：「戰士不一定是士兵。這兩種殺手都可能很勇敢，但有紀律的部隊將群體置於個別英雄之上，可經由訓練而井然有序地行進，遵照命令集體戳刺射擊，並以一致的步調進攻或撤退──這是英勇的阿茲特克人、祖魯人與波斯人所做不到的。」在本書中，我們見到國姓爺的士兵比他們面對的荷蘭士兵還要有紀律。這種對於操練的注重是中國的古老傳統，在明朝與清初已發展出詳盡完善的體系。我無意在此徹底駁斥韓森的觀點，只是要指出韓森的論點顯示了我們對軍事史還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非西方的軍事史。
所幸，這方面的發展顯得欣欣向榮，也就是我稱之為「中國軍事革命學派」的那群為數不多但日益成長的史學家。他們的研究發現已經推翻了歐洲軍事史的許多核心觀念。舉例而言，孫來臣以深具說服力的證據指出中國人最早發展出排槍射擊法。一般的觀點向來認為這種射擊方式在十六世紀末出現於日本與歐洲，但孫來臣卻發現一三八七年的明朝文獻就已經描寫了這種技法。此外，習於把目光集中在歐洲的大多數軍事史學家，一旦得知在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也就是軍事手冊在歐洲迅速傳播的那段時期，中國、朝鮮與日本也生產了大量的軍事手冊，一定不免深感訝異。
東亞的軍事手冊與歐洲的一樣著重反覆操練，也利用圖示說明陣式。韓森說的也許沒錯，說不定真的有所謂的西方戰爭方式，但除非我們對西方以外的戰爭獲得更多了解，否則就永遠不可能知道答案。我們知道的愈多，才愈能明白歐洲戰爭的獨特性何在。
戰爭方式
今天，統治台灣的是一個與中國有淵源的政權，與當初鄭氏家族在清朝的威脅下統治台灣二十二年的狀況頗有相似之處。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迅速研發新的飛彈、潛水艇、驅逐艦與航空母艦，許多西方專家都為此感到憂心忡忡。據報該國將一艘航空母艦命名為「施琅號」──取自那位從國姓爺的後繼者手上拿下台灣的海軍將官。由此可見──除此之外也還有其他許多徵象──該國並不打算讓台灣保有獨立地位。
美國承諾捍衛台灣，所以這兩大強國說不定有一天會在戰場上相見。這種情形如果真的發生，一六六六至一六六八年間的中荷戰爭是否能夠帶來任何啟示呢？畢竟，今天東西方科技實力的對比與十七世紀較為近似，而不像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及一九五○至五三年間的韓戰時期那樣落差懸殊。
我們從中可以得到的一項教訓是，單靠科技不足以贏得戰爭。在中荷戰爭裡，領導的優劣才是關鍵，而荷蘭陣營的領導表現極差。愚蠢的拔鬼仔任由自己走進陳澤的陷阱裡，貓難實叮沒有在普羅民遮城儲備充足的糧食、水與火藥，揆一則是一再與同僚意見不合。他在一六六○年與范德蘭爭吵，結果導致這位海軍將領帶著最精良的船艦和軍官離去。他與一六六一年率領援助艦隊來台的卡烏不和，將他描述為一個有語言缺陷的笨蛋。此外，他與巴達維亞東印度評議會的成員費爾勃格也有著長久以來的嫌隙。
揆一在他的書裡譏嘲了這些人，史學家也向來採信他所描繪的醜化形象。不過，也許揆一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他看起來似乎是個難以相處的人，暴躁易怒，又睚眥必報。他曾掌摑一名部下，原因是對方沒有對他表現出必恭必敬的態度。接著，他又對這名部下的同袍展開調查，只因為那人在喝醉之後說了些不中聽的話。到了一六六一年，他又與哈梭威爾、卡森布魯及卡烏等人嚴重失和，以致未能充分利用他們與清朝的結盟關係。而他與巴達維亞的死對頭之間的芥蒂，也影響了台灣殖民地與上級長官的互動。
相較之下，國姓爺及其手下指揮官的領導能力便優秀得多。這點在侵台的第一天就明顯可見，當時他們避開主要水道，從鹿耳門航入大員，並且善用了一波漲潮。國姓爺的傳記作者將那波漲潮歸功於天意，但國姓爺其實精心策畫了他的侵略時間，以便乘著漲潮入灣，避開熱蘭遮城堡，在揆一還來不及反應之前就把部隊送上陸地。不到幾天時間，他就掌握了台灣本土上的大片區域，並且迫使普羅民遮城投降。他手下的指揮官陳澤在陸地上打敗了過度自信的拔鬼仔，在海上又戰勝了三艘荷蘭船艦。後來，揆一在大員灣發動那場愚蠢的海軍襲擊，陳澤又將荷蘭人誘入陷阱裡，打得他們潰不成軍。在圍困熱蘭遮的九個月裡，國姓爺的部隊幾乎在每一場交鋒中都打了勝仗，他的軍官也一再計勝荷蘭指揮官。
當然，國姓爺的領導並不完美。他的陣營裡也免不了內訌，例如他的繼兄鄭泰就拒絕運米到台灣。此外，國姓爺也可能有過度自信之嫌。當初張煌言敦促他立刻攻打南京，指稱軍隊不該停滯不動，以免夜長夢多，他卻置之不理，一心認定南京城必然會在不久之後投降。他首次攻擊熱蘭遮城堡，也犯了過度自信的毛病。在攻城失敗之後，他又因過度自信而將所有部隊都派往台灣的各個邊疆地區，而沒有在他的新都留下足夠的守軍。他深信荷蘭人不可能派人逆風求援，因此荷蘭援助艦隊的抵達令他大感震驚。
儘管有這些過失，國姓爺與他的軍官還是展現了優異的領導能力。有些中國史學家認為他們獲益於中國豐富的軍事思想傳統。這是一項非常吸引人的觀點。在國姓爺及其父的相關記載中，經常可見到來自《孫子兵法》及其他文獻的格言與策略。鄭芝龍在一六三三年準備以火攻船攻擊普特曼斯的艦隊之時，曾向他手下的指揮官說：兵之情主速──這是《孫子兵法》裡的一句名言。同樣的，國姓爺在一六四○年代晚期於中國南方學習為將之道，他和他手下的指揮官也引用了各種古老格言，例如相度地利與先拿地民。在他所有的戰役當中，他都明確採用中國軍事傳統當中的戰術：示弱誘敵、頭尾不能相顧、以逸待勞。
這些格言有許多都涉及欺敵之法。實際上，《孫子兵法》當中第一句具體的箴言，就是「兵者，詭道也」，而這項原則也是書中大部分內容的基礎。此外，漢學家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畢生鑽研的古老軍事格言，即所謂的三十六計，也絕大部分都以此為基礎。
所有軍事傳統都有將領欺瞞敵人的記載，但此一主題在中國尤其源遠流長。在中國歷史與小說中最為人稱頌的軍師，就是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在著名的赤壁之戰裡，他佯裝要渡過長江攻擊敵人。當時江上霧氣濃厚，敵人看不出船上的士兵其實都是茅草紮成的草人。他命令手下擂鼓吶喊，製造進兵的假象，然後悠然飲酒，任由敵人浪擲羽箭，事後再將這些箭收集起來，用於反擊敵人。在另一則著名的傳說裡，諸葛亮欺敵的方式則是大開城門，怡然自得地在城牆上飲酒，同時還有兒童在他身旁玩耍。敵人懷疑他設下陷阱，於是放棄攻城，立刻退兵，但諸葛亮的城裡其實缺乏防守的部隊。詐術是傳統中國戰爭故事裡的核心要素。
當然，我們絕對不該過度強調西方與中國戰爭的差異。這兩種傳統都相當複雜，都有多重層面，也有許多例外。西方最著名的戰爭傳說就涉及一項極度知名的欺敵手段，並且因此產生一句流傳至今的俗語：特洛伊木馬。在戰場上奮勇殺敵──也就是歐洲的貴族戰士非常看重的那種作戰方式──在中國也同樣備受重視。中國的戰士英雄，例如《水滸傳》裡的眾主角，也與封建歐洲的騎士故事當中的人物頗為相似。實際上，國姓爺本身的公眾形象在許多方面都體現了一種相當類似於歐洲騎士的貴族理想：正直重義，並且對自己的君主忠誠不貳。
然而，對於戰爭乃是詭道的理解，卻是國姓爺的領導作為的正字標記，而他自己也表明了這一點。一六六○年，一名荷蘭使節問他是否有意攻打台灣，他答道：「我通常會聲東擊西。」這正是三十六計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道計策。我們在本書中也看到，國姓爺確實都會盡可能採用詐術。示弱誘敵便是他屢試不爽的一種伎倆。
實際上，他也將詐術融入了部隊的操練當中。我們對於他的五（點）梅花陣雖然所知極少，證據卻顯示其中包括了佯裝撤退的隊形。一六五九年的鎮江之役讓我們看到了這麼一種隊形的實際運作方式。他的部隊正與清軍正面衝擊，但他的陣營中央卻突然舉起一支白旗高高揮舞，他的部眾於是立即開始撤退。
鄭陣中一將舉白旗一揮，兵即兩開，如退避狀；有走不及者，即伏於地。大兵望見，謂其將遁，可以乘勢衝擊，遂馳馬突前；不虞鄭陣中忽發一大砲，擊死千餘，餘軍驚潰。鄭兵馳上，截前五隊騎兵圍之，大殺。
那是一場決定性的大勝。
陳澤也採用詐術打敗拔鬼仔，派遣一支部隊繞到敵軍後方，躲藏在林投樹叢裡。後來，他在大員灣裡又以另一項詐術挫敗了揆一那場愚蠢的襲擊。他佯裝撤退，引誘荷蘭船隻駛出安全範圍，然後才掉頭展開攻擊。實際上，荷蘭人在陸地上唯一一次戰勝鄭軍，也是採用詐術的結果──一六六六年，雞籠駐軍的指揮官佯裝撤退，將敵人誘入大砲的射程裡。
因此，明智的領導與豐富的軍事傳統協助國姓爺贏得了中荷戰爭。不過，另外還有一項因素也同樣重要：國姓爺的靈活應變能力。他在日本的武士社會中長大，母親也是日本人，後來卻奮力學習漢學，而且表現極為傑出，就連當代最著名的學者也對他的能力大為讚賞。戰爭發生之後，他初期雖然屢戰屢敗，卻還是不斷學習，將原本只有數十人的部眾擴展為一支人數成千上萬的大軍。楊英的記述顯示了他隨著每周每月過去而愈來愈精悍，先是藉著中國南方的寨柵試驗身手，接著再攻打清軍，建立了穩定成長的軍隊與組織。如果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指揮官，遭遇了南京那場挫敗之後即可能一蹶不振，但他卻重新集結，另起爐灶，不理會手下將領的判斷，堅決航越充滿危險的台灣海峽，發動一場龐大的侵略行動。
他初次攻打熱蘭遮城堡沒有成功，於是立刻改採封鎖策略。荷蘭援助艦隊的抵達，又促使他再次改變策略。他先是建造新砲台，試圖攻下熱蘭遮城堡後方沙丘頂端的碉堡。荷蘭人構築新的防禦工事反制他的攻擊，他於是撤軍，改在北線尾沙洲上興建一座文藝復興式的堡壘，其中的大砲讓他的沙船得以切斷荷蘭人的運補路線。荷蘭人的因應方式是建造另一座堡壘，而他也再次臨機應變，興建威力強大的歐式攻城工事。他藉著這些工事打下了沙丘頂端的碉堡，迫使揆一投降。
在九個月的時間裡，他學會了歐洲人花了數百年時間才發展成熟的攻城戰術。當然，他獲得了歐洲叛降人士的幫忙，特別是日耳曼人羅狄斯。不過，他的成就仍然不容否認。他願意聆聽建言，就是善於應變的一種表現。
相對之下，揆一則是性格剛愎，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漢人農夫蘇建議他運用新抵達的艦隊封鎖台灣，他卻反倒發動了一場愚蠢的襲擊。事後，叛降漢人一再勸他發動封鎖，他卻也一再置之不理。當然，封鎖行動有其困難，因為風強浪大、近岸地區水淺，而且唐船又占有順風航行的優勢，但這卻是他僅剩的最佳選項。國姓爺的部隊深受挨餓之苦，迫切需要米糧。荷蘭人雖然不可能攔下所有的運補船隻，但正如叛降漢人說的，許多船長都會因為害怕荷蘭船艦而不肯航向台灣。實際上，叛降人士明言指出，國姓爺生怕荷蘭人發動封鎖。揆一要是聽取了這些建議，也許就可阻擋後來挽救了國姓爺的部下免於挨餓的大批外來米糧。
國姓爺的應變能力也許反映了他多重文化的成長背景。他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則是會說葡萄牙語又信奉天主教的漢人。他的家族財富來自國際貿易，運貨的船隻則是結合了歐式設計元素的唐船。他的父親身邊跟隨著一支非洲儀隊，國姓爺也模仿他的做法，建立了一支由非洲士兵組成的部隊，使用的武器是荷蘭火槍，指揮官則是一名喜歡穿著歐式服裝的漢人將領。此外，國姓爺著名的鐵人部隊身著裝甲，採用的戰術也受到日本戰爭的影響。因此，他最後會在一名日耳曼中士的協助下擊敗荷蘭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此即可談到本書最深切的一項教訓：現代化本身就是一種相互適應的過程。軍事革命始於中國，傳到歐洲，後來又從歐洲傳了回來。這種相互借取的現象原已存在數千年之久，但在十七世紀又達到新高。如同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寫的，當時「有更多人移動了更長的距離，離家的時間也更長，比起人類史上先前的其他任何時期都尤有過之」。商品、科技與觀念的流動範圍與速度都更甚以往。
中國人採用了歐洲的槍砲，但荷蘭人卻穿著中國的絲綢，在爪哇咖啡裡添加巴西的糖，將磨碎的印度胡椒撒在美洲的馬鈴薯上，盛在日本的瓷器裡。荷蘭的台夫特陶瓷雖與木鞋及高達乳酪同樣都被視為典型的荷蘭產物，卻是模仿中國的青花瓷而來。維梅爾（Jan Vermeer）的畫作可以看出受到中國影響的蹤跡，中國的繪畫也因歐洲的藝術潮流傳入而開始出現轉變。
愈來愈處於全球通商網絡中心的歐洲，向來被視為現代化的核心，而世界史的正統模型也向來認為歐洲人在海外的征服成就是優越的科技所促成的結果。然而，國姓爺卻輕易採用了歐洲的大砲，他手下紀律嚴明的士兵擊潰了荷蘭的火槍兵，他的攻城部隊也征服了文藝復興堡壘。看到他如此靈活應變，我們對於歐洲科技優越性的論點是否應該三思？
沒錯。但在中荷戰爭期間，荷蘭人的科技能力顯然勝過中國。歷史修正主義者也許會反對此一結論，但大部分的中國史學家卻不會。一名華語學者甚至認為歐洲軍事科技的優越性植根於科學，指稱歐洲人的瞄準技術奠基於彈道學的數學與物理知識，不但比中國先進，也是歐洲武力的一項關鍵優勢。
另一方面，正統模型也必須有所改變。長久以來，亞洲一直被視為停滯落後，歐洲則是充滿發展動力。然而，促成歐洲現代化的各種過程──包括商業化、金融創新、長程貿易、醫學進展、人口擴張、農業生產力及軍事現代化──在亞洲也都沒有缺席。我們必須拓展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以及我們對其深層原因的探尋。長久以來，史學家一直把槍砲視為歐洲早熟的現代化發展的一項關鍵驅動力，但槍砲最早發明於中國，其所帶來的快速變遷也最早出現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其實不是歐洲支配史，而是散播現象愈來愈快的過程。歐洲本身的貢獻──特別是科學以及科學在技術上的應用──確實至關緊要，也不容忽視，但必須放在全球性的背景脈絡中加以理解。現代化的真正特色，乃是人員、商品與觀念史無前例的移動。
今天，文化移轉的進程比以往都還要強烈。我的大女兒最喜愛的電影是日本動畫經典《風之谷》，其作者宮崎駿熱愛世界各地的神話與故事。該片的女主角娜烏西卡公主是個融合了全球各地特色的人物，參考樣本包括荷馬筆下的一名公主以及日本民俗故事裡的一個人物。有一天，我的女兒哼著那部電影的主題曲，她的美術老師無意間聽到，開心不已，因為在日本長大的她，小時候就非常喜愛這部動畫片。今天，我們對於這樣的連結已經愈來愈習以為常。我們愈來愈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全球大家族的一分子。人類在十七世紀才剛開始意識到這種互相依賴的現象。
十七世紀的人還認知到一件事，是今天許多人都忽略了的：亦即天意才是人類事務的最高決定因素。我不是指上帝或任何超自然的神明，而只是單純說我們所有人──不論科技如何發展──都免不了自然力量的擺布。
國姓爺與揆一都知道這一點。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天氣一次又一次阻撓了他們的計畫。一六五八年，國姓爺原已準備好要上溯長江攻打南京，而且他的時間也掌握得非常理想，因為清朝最大的軍隊都遠在中國西南方。但他的艦隊在羊山下錨之後，一場颱風卻吹散了他的船隻，導致不少官兵溺水。第二年，他總算航入長江，清朝的一支大軍卻剛結束西南方的遠征，在歸途上協助打敗了他。若非遭遇那場風暴，國姓爺說不定在一六五八年就攻下了南京。如此一來，他與清朝的戰局也許會因此翻轉，說不定根本不會侵略台灣。
另一方面，卡烏的艦隊也同樣遭到一場風暴吹走，以致揆一無法讓部隊登陸，攻打國姓爺的東都明京。另一場風暴將哈梭威爾吹向中國沿岸，他因此與清朝取得聯繫，差點又扭轉了戰爭的態勢。然而，又一場風暴迫使卡烏無法前往中國鞏固這項結盟關係。
實際上，這整起事件都是天氣引起的。十七世紀中葉的氣候變遷──火山活動以及太陽黑子的數目減少──導致許多旱災與水災，不僅動搖了強大的明朝，也影響了其他許多政府，以致十七世紀堪稱是人類史上戰亂最頻繁、也最動盪不安的一個世紀。
相較於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目睹的災變，十七世紀的氣候變遷根本微不足道。大自然顯然即將要教導我們現代人一堂謙卑的課程。
●作者歐陽泰，文章摘錄自《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由時報出版授權提供，本文不代表本報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