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家謝棟樑是台灣刻過最多蔣公銅像的作者，擅長人像。（圖／鏡週刊）
圖文／鏡週刊
午后的慈湖兩蔣園區異外幽靜，沒有遊客，空曠的園區只剩販賣部電視的聲音在迴盪，仔細聽那是一部以蔣介石為主角的紀錄片，略帶北京腔的旁白說：「蔣介石在日記裡，曾自承：我這人就是好色…他一生有4個女人，其中姚氏是妓女，蔣為她贖身。」我到櫃台詢問，那是販賣部熱銷的DVD《領導的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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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播的是《領導的情史》，室內播放的背景樂是鄧麗君〈何日君再來〉，架上賣的甜點是蔣方良最愛的「俄羅斯軟糖」，充滿舊時代的懷舊氣氛，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周文龍（Joseph R. Allen）曾針對台灣台種地景空間寫了一本《錯置台北城》，書中形容兩蔣園區是：「充滿後現代氛圍」「一整排蔣中正的半身像，一樣的臉，一樣的笑容…立像蔣中正（圍成一圈）自己凝視自己…不斷複製的物質產品徹底消滅了雕像原始的氣勢與神韻。」
美國記者兼作家Julia Ross更是直言，這裡是「蔣中正紀念垃圾場。」歷史可以多無情，可以多荒謬全在此顯露無遺。
收容一百五十多尊的銅像的慈湖雕像紀念公園，有一個醒目而突兀的解說牌，是現年69歲的雕塑家謝棟樑的簡介，介紹強調雕塑家的藝術成就，得遍各種美術獎項，只在文末加了一句：「捐贈十尊蔣公銅像予紀念園區。」
雕銅像的三大天王我們來到謝棟樑在台中的工作室，門口是一尊蔣經國雕像，走進室內，堆放工具的儲藏室有一尊坐姿的蔣公銅像：「那是我們家的土地公啦。」他說，政治氣氛轉變，往來的朋友有藍有綠，為了避免大家不愉快，蔣公只好屈就室內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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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棟樑雕塑大型蔣公銅像時的工作照。（圖／鏡週刊）
「除了我個人捐的之外，慈湖收的銅像大約有1/3都是我雕的。」當年雕蔣公銅像有三大天王，除了他出身民間，其餘林木川（政戰學校、雕過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全世界最高的蔣公銅像）、陳一帆（空軍政戰官，代表作是中正紀念堂蔣公像）皆是軍事背景。
能在軍系雕塑家裡脫穎而出，想必黨政關係不錯？謝棟樑嘖了一聲：「以前這行很競爭，拿到的案子，還會被人發黑函。」他曾有案子已經進鑄造廠翻模了，卻半路殺出關係更好的雕塑家，整個案子換人做。「我是靠物美價廉打下這個市場。」
蔣公銅像雕塑黃金期在蔣介石去世的1975年到蔣經國去世前夕。解嚴前夕，台灣有約4500座蔣公銅像，平均每10平方公里就有1.2尊。德國在19世紀也曾吹起雕像熱，四處可見巨大的俾斯麥雕像，藝術史學者Sergiusz Michlaski研究了整個人像雕塑在歐洲發展的歷史，他認為19世紀歐陸吹走的雕像熱和民族主義風潮有關，鼓吹國家榮耀。不過，即便在最興盛的時期，德國境內也才約500座銅像，台灣的密度之高，只有共產極權國家可以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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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座的蔣公銅像大部分位於校園，幫謝棟樑賣蔣公銅像的是「教具批發商」：「他們平常賣掛圖、教具、實驗實的量杯，也順便賣蔣公像。」有錢一點的學校，會做全身像，沒錢的做半身，再沒錢的，可以做便宜的玻璃纖維半身像。
一個蔣公像六千到三萬元
一位退休的國小教師描述了他所見的場景：「有時候就看到小發財車，一打開滿滿的銅像，滿嚇人的，那個年代每間學校都要有啊，有時是家長會捐的，有的是學生集體樂捐。」80年代的價格，最便宜6000元，全身像依大小2.5萬到3萬元不等。
「人家說蔣公是民族救星，說真的，他才是我的救星啊。」謝棟樑說。他從小熱愛藝術，雖然藝專二年級就拿下台陽美術雕塑獎，但剛退伍只靠一些零星的工藝品翻模和別墅浮雕養家：「養活自己都很難，還好二年後…。」2年後，蔣介石過世，機會來了。他先幫台中一中校門口做了第一座蔣公銅像：「當年銅像揭幕都會上新聞，名聲就這樣傳開，大家要做蔣公銅像就來找我。」
▲這是謝棟樑昔日雕塑銅像的價目表，有各種尺寸、姿勢和價格。（圖／鏡週刊）
最盛時期，謝棟樑還要請助手來家裡日夜翻模，一個月可以賣出十個以上的蔣公雕像。「那個年代藝術家很難養家，我靠蔣公養家，有經濟來源，才有力氣去做其他藝術作品。」
▲林木川為高雄文化中心雕塑的蔣公銅像，評審委員曾批評這尊銅像雙腿開開，不雅觀。（圖／鏡週刊）
相較於校園這類的小型雕像，還有公共空間的巨型銅像。依據1975年頒佈的《重塑總統 蔣公銅像注意事項》規定，每個縣市需立像，並選定立在寬廣的公園或廣場，不得在「街口圓環」處。這類大型的公共布置以林木川為代表，他現年82歲，政戰學校教官退伍，高雄文化中心高6米4的蔣公銅像是他最知名的作品，這也是世界最高的蔣公銅像（現已拆解，後被重新拼裝，置於兩蔣園區）。
當年中正紀念堂剛落成，高雄市長王玉雲打算建一個比台北還高的蔣公銅像，開出的條件是「6米5、按身高180公分的比例」打造。林木川拉開了魯班尺，指著6米4的尺寸：「6米5是凶，這個才是吉利的尺寸，我做銅像都會看這個，所以高雄那座是6米4。」
蔣公的身高體重都是祕密
林木川因為身處軍校，多次見過蔣介石：「那個年代，領導人的身高體重都是密秘，我在軍校親眼見過他很多次，有次我在上課，他就走到我旁邊看，他不高，大概170公分，氣色很紅潤。」謝棟樑則說，他手邊擁有的蔣照並不多，唯一一次見到蔣介石本人是大專集訓時，坐著吉普車遠遠開過去，「我印象就他的頭很亮。」他雕像會融入一些自己的想像，作品明顯比其他人雕出來的笑容多一點。
一般雕人像需要至少6張正面、半側面、側面等不同角度的照片，林木川說：「公開的蔣公照片都經過修圖，軍方有很多沒修過圖的照片，可以觀察蔣公臉部肌肉線條和細緻表情。」他自認自己的蔣公像表情是最接近本人的，「我覺得蔣公70歲是最容光煥發的年紀，我都是拿這個時候的照片。」
▲林木川的地下室還放著各種蔣公等「偉人」的泥塑模型。（圖／鏡週刊）
雕像還有不成文的規定，不能只雕一顆頭，看起來像斬首，不吉利；半身像一律做到至少胸前第三釦子。然而，威權時代的天威是不可預測的，林木川的高雄文化中心雕像比案時，曾被評審批評：「蔣公腳開開的，讓人直接看到褲襠，成何體統！」眼看案子又要成泡影了，此時秦孝儀以「代表蔣家」的身分發言：「故總統平常就是穿這樣的衣服上班，並沒有什麼不妥。」於是案子才底定。
林木川翻開舊時的照片，偌大的蔣公泥塑像坐在帳棚裡：「這些6米以上的帆布棚都是請消防隊來幫忙搭的。」帳棚前幾尊太師椅，坐著幾位「達官顯要」，有時是蔣家人，有時是國民黨高層，他們都要來看雕像給意見，「意見大多是肩線要不要高一點，衣服皺褶、表情的小問題。」
銅像要不要戴帽子 警總有意見
蔣介石可曾對自己的雕像有過意見？台灣第一尊蔣公銅像是1946年旅日藝術家蒲添生（陳澄波的女婿）所做，是少見的戎裝像，當時蒲添生以「光頭」造型表現蔣介石神態，卻被國民黨部要求戴上帽子，但幾經溝通，最後才維持原貌。但1971年他第二次塑蔣公銅像，又被警備總部要求要戴帽子，否則不驗收。
▲身軍校的林木川有機會看到各種蔣介石未修片過的照片，他自認最能掌握蔣公細部表情的雕塑家。這是按比例縮小的蔣公像，是少見的戎裝。（圖／鏡週刊）
這是典型的威權時代現象，標準初一十五不一樣，永遠是政治強人說了算。
另外一尊建於蔣介石生前的銅像座落於松山機場外的廣場，由當年政戰學校美術系主任劉獅所雕。林木川轉述這段當年盛傳的耳語，某日蔣介石搭車經過松山機場，見到雕像昂首望向遠方，手上還持著一支手杖，覺得這尊雕像像是個盲人持導盲杖摸不著路，他對此很有意見，沒多久，這尊銅像就被拆了。
林木川當年執行了很多大案子，日月潭、金門大武山、中山樓都可見到他的作品。作品分布更廣的謝棟樑除了校園之外，當年日本新瀉縣、岡山縣的「日華親善協會」因為感念蔣介石不追究戰敗賠償，這個由二戰日本兵組成的協會還向他訂製銅像，目前依舊屹立於日本鄉間。
即便雕的是蔣公，雕塑家還是有版權的，謝棟樑的作品還出現過盜版，他多次提供。即便解嚴多年後了，他有次到清境農場，看到一尊蔣公銅像：「我認得這個雕像是我做的，但我怎麼不記得有賣到這？看銅像座沒有簽名，也是仿的。」就連現在的中壢火車站外的立姿蔣公，「有人跟我買了半身像拿去自己接了一個身體，也是仿的。」
雕像有人為了政治服務 有人為了養家活口
當政治氣氛轉變了，如何看待當年的作品受到社會遺棄和破壞？謝棟樑沉默一陣，避答政治性的問題，只說：「很多人說，老謝啊，你不要再雕這麼多蔣公像這種沒有藝術價值的東西。我想了一下，回他說，我雕的好，人家才找我，你要做，別人還不見得願意找你。」
歸結起來，蔣公銅像的三大天王之所以能撐出一片天，通常不外幾個因素，一是軍方背景，尤其大型銅像通常是由軍方發案。二是塑像技巧，尤其在民間不易取得蔣公各角度的肖像必需靠技巧補足現實的侷限，像謝棟樑能成為量產的雕塑家算是少見。此外，謝棟樑跟教具商合作，有暢通的銷售管道，也是一大優勢。
▲林木川的大型蔣公銅像雕塑常常要戶外搭棚才能進行。（圖／鏡週刊）
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立沒多久，當年的系主任蔣勳找謝棟樑到系上開課：「蔣勳找我，是我雕塑做得好，也不是因為我做了蔣公像，我上課也不會拿著自己的蔣公像跟學生說，大家看，這是我的代表作。」謝棟樑還拿出一張陳年的「價目表」，上面羅列各種姿勢、尺寸材質的蔣公像，另一面則是各種佛像的價目表，他見我們要拍照，連忙阻止：「欸，這個很俗啦，看看就好，不要拍啦，我待會送你們畫冊，裡面的作品比較有水準。」
這種「御用雕塑家」的陰影對林木川來說，就小得多了，他說：「人家說我為政治服務，可是我念的是政治作戰學校，本來就是為政治服務了。」
蔣公銅像在蔣經國去世前夕，整個社會氣氛已經轉變，林木川和謝棟樑最後的兩蔣作品都大約在1987年間。謝棟樑說：「不只老蔣沒得做，以前還有做孔子，一下子連孔子銅像也沒人要了。」兩人只講雕塑，遇到政治問題都很保留，畢竟這個社會對兩蔣的功過還處在分歧的尷尬狀態，怎麼說都會得罪人。
倒是一位高雄林園的林先生說得坦白，問他為何反對拆林園的蔣公銅像：「怎麼能拆？蔣公殺了這麼多人，能鎮煞啦。」正因為台灣社會對蔣家的評價曖昧不明，表面崇敬他的也未必愛戴他，於是紀念他的慈湖可以大談蔣公好色；雕刻家拿他賺錢；殺人魔、鎮煞、民族救星也可以三位一體。只要能在蔣公身上撈到好處，支持或反對他都無所謂了。
根據學者周文龍的研究整理，東亞的雕像長久以來以宗教人物為主。即便中國古代有先進的煉銅術，但似乎也沒有任何世俗社會人物雕像的傳統。
19世紀巴黎、德國吹起雕像風，和該國的民族主義興起有關。同期間，日本處於明治維新，也開始仿效西方的人像雕塑，主角大多為軍事英雄，最早為1893年立於靖國神社的木村益次郎。
日本殖民期間，也將這種雕像文化帶進台灣，據朱家瑩的〈台灣日治時期的公共雕塑〉指出，台灣第一尊政治人物雕像是1902年立於台北圓山公園的民政長官水野遵。
其後10年，台灣出現不少政治人物雕像。其中，1913年立於台北州廳（現址為監察院）附近的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在1945年國民黨接收台灣，該銅像被換為蔣公銅像。有研究者懷疑，當年物質困窘，大島久滿次的銅像很可能被重新熔鑄後，改雕成蔣介石。一生抗日的民族救星，在小島上被造成了無數銅像膜拜，這種把人物雕像政治化、凝結民族情感的習慣也是日本帶入台灣，而台灣人把它發揚光大，做得更徹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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