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士林地院針對喧騰一時的浩鼎案，認為檢察官的舉證，無法使法院合議庭確認被告二人涉有公訴意旨所指的「期約賄賂、行賄、受賄」等犯行，因此判決被告二人無罪。據報載，被告之一的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對於該判決結果，以「正義雖到，名譽難復」為題發表聲明，並且表示希望檢察官不要上訴，讓傷害到此為止。
事實上，浩鼎案並不是司法界的個案，我國刑事被告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經法院判決無罪的案例，所在多有。依據法務部在2011年至2015年統計資料，我國地方法院刑事案件平均定罪率雖高達96.33％，但在妨害性自主罪、妨害名譽及信用罪、背信及重利罪、恐嚇及擄人勒贖罪、貪瀆罪等犯罪類型，平均定罪率卻不到90％；其中，貪瀆罪的平均定罪率僅有70.98％，2015年度更只有66.63％，表示貪瀆罪的刑事被告，有大約三成比例在起訴後會獲得無罪判決，而上述的浩鼎案即為其一。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51條，檢察官偵查所得的證據資料，足以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時才能提起公訴；提起公訴後，檢察官在訴訟中要負責證明被告的犯罪事實。如果無法在刑事訴訟中證明犯罪事實，法院就會依據「無罪推定原則」做出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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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條「客觀性義務」，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我國檢察官可能基於「追訴犯罪」的使命，或為配合法務部刑事政策的考量，偵查往往是朝著不利於被告的方向，並未完全落實「客觀性義務」，忽略了其他有利被告的證據即草率提起公訴，而這些都是降低定罪率的原因之一。
定罪率，在統計資料中雖然只是一個比率，但在實際案件中並非如此。被告雖獲得法院的無罪判決，但過去因為檢察官的偵查與起訴，早已讓被告的名譽權長期受到侵害，且造成被告身心備受煎熬，甚至影響個人日常生活及家庭，對人格權、工作權及被告的家庭產生侵害。而在法院判決無罪後，檢察官仍可提起上訴，更讓上述權利的侵害加劇。
筆者觀察，近年來高檢署「命令」地檢署提起公訴的案件也時有所聞，去年新聞報導高檢署針對臺北市政府前處長的收賄案件命令起訴，即是一例。然而，高檢署並未實際從事犯罪偵查，也未面對刑事被告，對於犯罪事證不若地檢署熟悉，卻可只憑「書面資料閱覽」，即命令實際從事偵查的地檢署提起公訴，此種現象並不合理！
在筆者執業經驗中，曾經辦過由高檢署「命令起訴」，而地方法院判決「無罪」的案件；但該案件高檢署竟以「讓法院有表示意見的機會」為由，而非被告罪證明確為理由命令起訴，完全違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規定。若是高檢署的法律見解與法院有所歧異，應當召開研討會或法律問題座談會進行討論，而非以「命令起訴」的方式，將人民當成司法機關的白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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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在此呼籲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前應審慎考量偵查所得的卷證資料，在偵查中也應秉持「客觀性義務」，切莫基於使命感、政策或業績考量，在罪證不足的情況下執意提起公訴；否則案件經法院判決無罪，不僅有損檢察機關的形象，更嚴重侵害被告的名譽權、人格權、工作權等基本權利。
甚至在法院判決無罪後，檢察機關也應審慎思考是否繼續提起上訴。在罪證確實不足的情形下，不可礙於顏面執意上訴，而進一步戕害人權。如此才能避免濫訴侵害人民權利，符合政府推行司法改革以達到人權保障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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