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韓最高法院2018年11月29日判決，日本三菱重工業公司須賠償二戰期間的南韓徵用工。（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自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陸續有日本企業被南韓法院宣判需賠償二戰期間被強徵的勞工，兩國關係因此不斷惡化。日本法政大學研究所教授、經濟評論家真壁昭夫19日在經濟週刊《DIAMOND》投書指出，南韓政府的態度已經超出日方忍耐的極限。根據《中國時報》，一般認為，日本學者和媒體集體發聲，間接代表日本官方的實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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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壁認為，日韓關係陷入戰後最低潮，關鍵為南韓最高法院勒令日本企業賠償徵用工一案，可能為日本企業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為保護國內企業，日本政府正準備對南韓採取應對措施，原定5月在首爾舉行的第51屆日韓經濟人會議也被迫延期；南韓商界的危機意識因此升高。
真壁表示，兩國關係惡化的最大原因為南韓國內的反日浪潮，而南韓政治卻無法抑制公眾輿論，「南韓每次政權交替，前總統與其內閣成員都會因收賄及其他罪行被捕；若不聽取公眾意見，就很難維持政府」，南韓國內反日情緒高漲，要在文在寅任內修復兩國關係並非易事。
▲ 判決結果出爐，南韓原告高舉雙手歡呼。（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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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南韓政界人士無法向國民宣稱，「賠償問題已經透過《日韓請求權協定》得到解決」，國會議長文喜相及總統文在寅也別無選擇，只能尋求公眾意見。而日本政府似乎也已經放棄對南韓的期待，「日本應專注於冷靜且清楚的向國際社會傳達其主張的合法性，同時增加盟友。」
真壁表示，南韓最高法院的裁決將兩國關係置於戰後最糟糕的境地，也已經違反《日韓請求權協定》，政府卻沒有試圖導正此狀況。南韓徵用工律師團3月表示，將啟動扣押三菱重工在韓資產的程序，甚至考慮扣押其在歐洲的資產，「南韓輿論影響了日本的企業管理，這在日本人的常識中是無法想像的。」
文中指出，截至目前為止，日方盡力保持冷靜，抱持一絲希望，要求韓方根據《日韓請求權協定》進行磋商，但如今已經放棄對南韓接受磋商的期望。若原告律師團申請扣押，日企將遭受「真正的傷害」；為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日本政府明確表示，已經列出約100項對策，一旦南韓越線，就會展開報復，包括提高南韓商品關稅、限制半導體相關材料出口，甚至進一步停止匯款、停止發放簽證等，一切都將視韓方的行動而定。
▲ 南韓律師1月前往日本要求新日鐵住金賠償徵用工。（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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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政府決定，只要原告團體對日企資產展開兌現程序，日本政府就會放棄與南韓的談判，將呼籲根據《日韓請求權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方案」，與第三國籌組仲裁委員會。
隨著日本著手準備應對措施，南韓商界也開始表現出危機感。南韓知日派則認為， 對日本採取強硬立場與過去的政權相互矛盾，將導致國家失去信譽。真壁提到，文在寅似乎也開始注意到局勢的嚴重性，在1日的「三一運動」100周年紀念儀式上，並未提及日企賠償徵用工問題；3月進行內閣改組時也任命曾在日本工作的南官杓為新任駐日大使。然而，文在寅不得不聽取公眾輿論的情況並未改善，因此很難集中精神恢復日韓關係。
真壁最後表示，「沒有必要為南韓考慮太多，因為企業受到傷害的風險正在增加。日本應努力在國際社會爭取更多盟友，且重要的是冷靜、明確的向國際傳達日方的回應及主張的合法性，得到理解及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