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應由檢察官證明其可信的證人，卻反過來要求被告證明其不可信，等同於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的無辜。（圖／pixabay）
在無罪推定原則和直接審理原則的要求下，檢察官應該要在法庭上提出證據，以證明被告是有罪的。但是對於無罪推定和直接審理原則這樣理所當然的理解方式，卻和我國司法實務的操作，有著某些程度的落差。
在目前的法庭活動下，往往會有檢察官以目前我國是採行卷證併送制度，也就是檢察官在起訴時，會把偵查所得的相關卷宗、證據全部送到法院去，而認為卷證只要送到法院去了，其證明被告有罪的責任就已經了結。也因為如此，往往會在法庭上出現，有些明明是檢察官要用來證明被告有罪的證人，但是檢察官卻不傳喚該證人到法庭，而一昧的表示，卷內已經存在證人在偵查中所做成的筆錄，已經足已證明被告有罪了，所以拒絕傳喚證人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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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問題的是，檢察官在偵查程序訊問證人的過程中，被告及其辯護人未必能夠在檢察官訊問證人的時候在場；就算有機會在場，也未必有機會可以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以檢驗證人所為證述是否真實；而就算被告及其辯護人能夠在偵查中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也因為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要求，根本無從在交互詰問前，實質有效的準備能夠挑戰或打擊該證人證述的素材及資料，以致於偵查中的詰問，實質上根本沒有任何交互詰問的效果。
也就是說，檢察官在偵查中所取得的證人供述，根本沒有經過任何被告方的挑戰及考驗，而這種沒被挑戰及驗證過的證詞，是不是當然可以用來做為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顯然是有疑問的。
面對檢察官不願意傳喚證人的情形，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的理念，法官本來應該以檢察官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應該要判決被告無罪。但是，我國實務畸形的地方是，法官通常不太願意直接判決被告無罪，而會是反過來要求被告方來傳喚本應由檢察官傳喚的證人，讓被告直接來挑戰證人的可信性，讓被告來證明證人不可信。
我國司法實務的操作結果，將本來應該由檢察官證明其可信的證人，反過來要求被告必須證明其不可信，這樣等同於是要求被告來證明自己的無辜，完全顛倒了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不用自證無罪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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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司法實務還有更令人不安的操作，也就是法官的職權調查。因為檢察官不願意進一步舉證，法院除了要求被告證明卷內事證的不可信外，甚至主動進行調查，將原應由檢察官負擔的舉證責任，攬在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說，法官不再只是單純的進行中立審判的審判者，法官實質上已經接手了檢察官的追訴任務，同時代表國家訴追被告。
然而，訴追的本質正是要使被告有罪，本應立於中立客觀立場的法官，一旦接下訴追被告的棒子，那麼就很難再認為具有中立客觀的地位了。這裡要特別說的是，並不是認為法官就會特意陷人於罪，只是當法官存有為檢察官補充舉證的想法，其思考及判斷的方向與對於證據的評價，自然容易往不利於被告的方向進行，甚至有些對於被告有利的事項，也會因為訴追的想法而被略而不見，這樣的「隧道視野現象」（編按：隧道視野現象是指在思考事情時，思路像隧道一樣狹窄。例如思維定勢、刻板印象都屬於此）一旦出現於審判過程，法官自然容易遭受質疑。
其實，證明被告有罪的任務，在制度的設計上，本來就是由檢察官負擔，而且檢察官有義務將相關事證在法庭上呈現，以證明其所起訴的犯罪事實確實存在。如果檢察官不願意在法庭上提出證據，不願意在法庭上證明被告有罪，法官就應該直接以檢察官無法證明被告有罪為由，判決被告無罪，而不是反過來要求被告自證無罪，或是接棒進行職權調查，自己擔任追訴者的角色，破壞審判的中立與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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