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於桃園發生殺母砍頭事件，第一審法院以被告吸毒致為精神減弱狀態，判處無期徒刑，但第二審卻以其無辨識能力改判無罪。雖全案尚未確定，卻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因吸毒而殺人，真可免除罪責嗎？
依據《刑法》第19條第1項，於行為時有精神障礙，致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或喪失其控制能力者，即屬無責任能力，不罰。若僅是辨識或控制能力減弱，即屬限制責任能力，依據同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只是若有人為了躲避刑責，而飲酒或吸毒來造成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若因此不罰或減刑，豈不形成治罪漏洞？
為防止如此的情況發生，於2005年《刑法》修正時，就在《刑法》第19條增加第3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者，即學理所稱原因自由行為（actio libera in causa），是不能因此不罰或得減輕其刑。故殺母案被告就算在行為時處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但因是吸毒所致，就不應適用《刑法》第19條第1、2項的無罪或減刑之優待。這也是檢察官起訴所主張，並具體求處死刑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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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由於《刑法》第19條第3項的要件，實在過於簡略，為了避免法條的無限擴張，司法實務即強調，在飲酒或吸毒時，一定要有對之後犯罪事實的預見或可得預見之主觀認識，否則，若因此殺人，仍可適用不罰或得減刑的規定。只是主觀意識，乃存在於行為人之內在，到底如何證明，這本身就有難度。
如以殺母案來說，吸毒距離與殺人的時間雖不長，但於法庭之上，要能證明被告於吸毒時，即有預想或預見殺母的事實，卻也有極大的困難。最終基於罪疑唯輕，就得切斷吸毒是為殺母的因果關係，而仍可適用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刑法》規定。
雖然，司法者對於原因自由行為的判定，採取極為嚴格的限縮解釋，或有刑罰最後手段性的考量，但是否超越了法條的界限，卻也值得深思。尤其2023年後，這類殺人案件都要由3位法官與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來審理，則面對這些艱澀的法條用語、專有名詞，甚至是更難理解的司法解釋與精神鑑定報告等等，國民法官能否與法官處於同等地位，恐會是一大疑問。（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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