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組人員已經受到台灣政府「清零策略」的間接傷害。（圖／記者李毓康攝）
記者張方瑀／綜合報導
國內近日爆發的長榮機師Delta群聚案，讓機組人員再次遭到民眾謾罵，直指他們就是台灣的防疫破口，而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指出，機組人員已經受到台灣政府「清零策略」的間接傷害，被社會大眾鄙棄，機組員就像是殺人犯一樣，成為台灣疫情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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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每日電訊報》10日報導，台灣的機組人員曾經是人人稱羨的職業，但在疫情爆發之後，其工作特性也讓他們被社會鄙棄。網路上所有霸凌和仇視的言論，也讓他們身心俱疲，就有匿名的台灣機組員表示，這18個月以來的嚴格防疫措施，已經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損害，有可能會危及到飛航安全。
德國廉航「日耳曼之翼」（Germanwings）在2015年發生空難，造成機上150人全數罹難，檢察官調查黑盒子後發現，這起墜機事件是副機師魯比茲（Andreas Lubitz）蓄意撞山所致。據了解，魯比茲被查出患有嚴重的憂鬱症和精神疾病，過去5年內就曾向41名醫生求診，在空難發生的前一個月甚至還看過7次醫生。
全球仍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之中，台灣政府為了防止傳染性極高的Delta病毒傳入，加強了對機組人員的相關防疫規定，機組員在外站不得離開飯店房間，已接種疫苗的機組員在返國後必須隔離5天，再進行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避免進出公眾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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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為了防止傳染性極高的Delta病毒傳入，加強了對機組人員的相關防疫規定。（圖／記者李毓康攝）
幾名台灣機組人員接受《每日電訊報》採訪時要求匿名，避免引起強烈反彈，影響到航空公司或是其他同事。機組員認為，從去年12月以來，台灣爆發的3次疫情，包含上星期的桃園Delta病毒群聚，都讓他們成為代罪羔羊。
這個社會對機組員的歧視越來越嚴重，包含學校要求機組員的孩子不能到校，醫療機構也會拒絕治療，就算曾經對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驕傲，但現在卻再也不敢承認，「在台灣當機組員你會感到羞愧」、「我不會說我是機組員，我覺得自己在躲藏，就像個小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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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名機組員說，「人們認為機組員是殺人犯，因為我們把病毒帶回來。」另一人則說，整個社會瀰漫著獵巫的氛圍，網路上的仇恨和欺凌不斷加劇，甚至有人希望空服員去死，而且現在不斷變化的規則，讓他們更加無所適從，「哪怕是最為輕微的違規都可能讓我們丟掉飯碗，我們只需要知道出路是什麼，因為我們現在看不到任何希望。」
▲已接種疫苗的空服員在返國後必須隔離5天，再進行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圖／記者李毓康攝）
台灣對所有入境人士實施嚴格的14天隔離措施，目前僅有1.6萬人確診、839人死亡，隨著政府防疫的成功，滿足社會大眾高期望的政治壓力也越來越大，機組人員及其家人已經受到台灣政府「清零策略」的間接傷害。
報導提到，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灣過去一年的出口量仍非常強勁，將2021年的經濟增長預期提高到5.88％，其中大約一半的貨物出口是透過空運。長榮航空和華航兩家主要航空公司的貨運航班，帶來了食品和疫苗等重要物資，對半導體的全球供應鏈也相當重要。
▲機組人員被描述成享有特權的違規者。（圖／記者李毓康攝）
去年12月長榮航空的紐西蘭籍機師打破了台灣253天零本土的紀錄，儘管該次爆發僅有4人染疫，但仍讓社會大眾的怒氣達到最高點，機組人員被描述成享有特權的違規者。一名機師的妻子表示，「他們（機組員）在防止病毒傳播上做得很棒，但不幸的是，人們把一兩次失誤當作整個失敗，而不是把成千上萬次的安全飛行視為成功。」
今年5月爆發的華航諾富特群聚案，讓社會對機組員的怒氣再次被點燃，一名機組員表示，她的孩子在學校會被其他同學和家長要求做額外檢查，「我們不斷受到攻擊，不斷被人指責。」桃園Delta群聚案發生後，有一名機組員在駕駛艙哭了出來，因為他被禁止看望自己剛出生的孩子。
▲機組人員在疫情期間所承受心理壓力比普通人還要大上許多。（圖／記者李毓康攝）
根據德國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在6月的調查指出，機組人員在疫情期間所承受心理壓力比普通人還要大上許多。首席研究員卡爾西（Joan Cahill）表示，「航空文化意味著機組人員不可以公開說話，否則就會遭到羞辱、失去執照和收入，也意味著無法像其他人一樣獲得支持。」
交通部民航局向《每日電訊報》表示，當局已經意識到機組人員面臨的精神壓力，將繼續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工會討論該如何改善工作條件、消除民眾誤解，以及重新安排輪班時間，「指揮官已經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正在試圖尋找更好的方式來平衡機組人員的心理健康，和我國的經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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