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公司負責人向心（右）與妻子龔青（左）因涉共諜案遭偵查，後因洗錢案遭訴，已被限制出境多時，凸顯此制度的問題 。（圖／記者黃哲民攝）
2019年，一位自稱是中國間諜的王立強，於澳洲直指中國創新公司是解放軍的外圍組織，並試圖收買台灣媒體以影響總統選舉。而此公司負責人向心夫婦，即被以違反《國安法》偵查，直到2021年11月，才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卻被以涉洗錢而遭起訴，近來又經第一審判決無罪。雖檢方必為上訴，但從被告已經限制出境多時，就已凸顯此制度的大問題。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只要被告有逃亡、湮滅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除非是屬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檢察官或法官都可逕行限制出境。只是如此重大權利侵害的強制處分，既可未經訊問，也未讓被告有任何辯解之機會，就必陷入司法者的恣意決定。尤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3項，雖限制出境必須通知被告，但期間卻是六個月內，就可能出現當事人到機場才知被限制出境的窘境，致造成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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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於偵查中的限制出境期間，竟長達八個月，且得延長兩次，這就可能造成檢察官先限制出境再慢慢找證據的弊端，致對人民的行動自由造成嚴重侵害。如以向心案來說，檢察官僅憑海外未經查證的媒體傳聞，即以違反《國安法》先行限制出境，雖最終為不起訴處分，卻已是兩年多之後，就完全暴露出制度的本質缺陷。
而因檢方對向心夫婦起訴洗錢罪，故法院又於2021年延長了限制出境的期間。原本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4，只要法院判決無罪，無庸等到確定，就視為撤銷限制出境，向心夫婦似可因此獲得解脫。惟依據此條文但書，只要案件仍在上訴期間或上訴中，法院仍得繼續限制出境。尤其是審判中限制出境期間上限原則為五年，則在向心案，檢察官必然上訴的情況下，被告仍將繼續陷入長期訴訟的惡夢中。
更須注意的是，洗錢罪乃是在掩飾或隱藏不法所得，故必有一前置犯罪而不可能獨立存在。檢方雖指出中國創新公司是為對岸的國太公司非法詐騙所得來洗錢，但這只是起訴事實，若要證明有罪，就得提出被告知為詐欺所得，以及更重要的金流往來。未來的第二審，若檢方無法提出堅實的新事證，而僅是基於一種理所當然的自我解讀與想像，要改判有罪的可能性，實就微乎其微。
依《刑事妥速審判法》，只要第一、二審皆判決無罪，檢察官原則上不可上訴，被告就可因此從限制出境中解脫。惟於《刑事補償法》僅限於受人身自由受拘束，才可向國家請求補償下，則如限制出境所帶來的侵害，就只能由被告默默承受，致為制度的不合理，再添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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