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神岡桶屍案是國民法官上路後，台中地院第三件國民法官審理案，也是考驗制度的指標案。（圖／視覺中國）
2022年10月，台中神岡一處廢棄工廠發現一個桶屍，由於屍體遭木乃伊式裹屍，並灌以水泥，且死亡已有一段時間，並無驗出有外傷及毒物反應。檢方將犯罪嫌疑指向租此工廠的死者前女友，並以故意殺人、遺棄屍體等罪起訴，也因此必須適用《國民法官法》，致成為試煉新制度的指標性案件。
涉及故意殺人罪之案件，能證明主要事實的直接證據，自是被告自白及目擊者的陳述；至於間接證據，則是可確認被告同一性的鑑定報告，如死因鑑定、DNA鑑定等。故於桶屍案裡，在無法想像有人會自灌水泥自殺的情況下，就必屬他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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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於屍體經木乃伊式及灌漿處理，要從中找到相關跡證，如行為人的指紋或身體組織，或者屍體有無外傷，甚至體內是否有被下藥或下毒等，可能都有找尋與檢驗之困難。故若死因鑑定，僅以非自然死亡為結，卻無法確認得出行兇者與被告的同一性，基於罪疑惟輕，此死因鑑定報告於被告是否為殺人事實的證明力，幾乎會趨近於零。
若果如此，桶屍案的有罪證明就相當依賴直接證據，自然以被告自白為重心。只是被告自白除了必須出於自由意志且具有真實性外，還必須有補強證據，尤其是其他物證，但依據前述，在死因鑑定無法確認被告與行為人的同一性下，最終恐得依賴目擊證詞為補強。甚至若被告不認罪，唯一能證明有罪證據者，就真的只剩下目擊者的指認。
所謂目擊證詞，指的是目擊殺人過程者，但於桶屍案，肯定無此等目擊者，頂多有人目擊被害人失蹤前與被告在一起或有爭執，或者是失蹤後，被告租用廢棄工廠。惟此等目擊，並非殺人事實本身，只能是補助性質的證據，甚至是屬品格證據。
根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21條，關於被告之品行或犯罪前科之資料，不得作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證據，除非以其品格推論本案犯行之成立，或有其他具體情事認與本案相關且必要者，才得提出。關於品格證據以施行細則來明文，是否有違法律優位性，確實有檢討空間，但對於品格證據，因與本案無關，自應以否定其證據能力為原則。故就算有人目擊被告是與死者的密切接觸，以及事後可能的某些異常行為，都因無法因此推論其必為行為人，且會造成審判者之偏見，自應排除此等品格證據，恐連出庭陳述的機會，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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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被告有罪，必須有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的確信，故有關殺人事實，若被告未自白，亦無目擊者，又無法確定同一性，基於無罪推定，恐難達成有罪心證。若果如此，最多就僅能以遺棄屍體罪處。
總之，要認定被告有罪，並非基於猜測或理所當然的推論，而是必須要有堅實的證據為支撐。即便就常理判斷，被告涉案的可能性高，卻也必須嚴守證據裁判與正當程序保障之原則，這正是現代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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