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圖／記者李毓康攝）
記者杜冠霖／台北報導
37名死囚聲請的「死刑存廢釋憲案」，憲法法庭20日做出合憲限縮的判決。對此判決，過往因小燈泡事件多次被詢問死刑看法的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20日也發出今年4月小燈泡生日時所寫下四千多字長文，對於死刑，王婉諭坦言自己理解廢死的價值，但無法支持廢死，「如果未來台灣，能夠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設置非監所樣態的司法精神病院，給予犯罪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等這一天到來，我才能相信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之外的選擇，或許那會是我支持廢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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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諭表示，在八年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中，她漸漸清楚了自己要的正義是什麼、什麼才能安慰我失去孩子的痛楚。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屬，但對我來說，真正的救贖，或許就是參與公共事務吧！希望孩子的離開能換來社會更安全，讓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個更平安成長的可能。
王婉諭坦言，所以她積極推動《精神衛生法》與《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盡可能補起這些破洞，「國家給不了我的正義、給不了我的安慰，我能透過這些公共事務的參與，繼續感受小燈泡用某種形式陪伴在我身邊，讓自己能夠好好的活下去。如此而已。」
對於死刑存廢，王婉諭直言，死刑是台灣社會的情緒出口。當社會破碎、法律無法撫慰人心的時候，社會看見有人殘酷的傷害了別人的生命時，整個社會的創傷、憤怒、絕望，往往使得多數人不知所措、也無法撫平情緒，於是，選擇死刑作為安全感寄託，或許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王婉諭指出，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先找出大家真正在意的問題、擔憂。而國家的責任，就是去設法解決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一步、一步縫合社會的裂痕。對我來說，在我的司法審判過程中，被告在多次精神鑑定中都認定沒有復原的可能，尤其家庭與社會因素的條件，更是相當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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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我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我仍沒有信心，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所以，如果未來台灣，能夠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設置「非監所樣態」的司法精神病院，給予犯罪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那麼，等到這一天的到來，我才能相信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之外的選擇，或許那會是我支持廢死的那一天。
王婉諭全文如下：
有一篇在今年4月23日開始寫的，放在資料夾很久的文章，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4月23日是小燈泡的生日。今年的生日，恰好也是臺灣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死刑是否違憲的憲法辯論。
每年的三、四月對我來說，其實都格外的辛苦。三月是小燈泡的忌日，而四月則是她和我的生日。這幾年來，我可以很清楚的覺察到，自己在這段都會特別容易低潮，量能也非常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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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這段時間要好好照顧自己已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也沒有打開這場直播，或是去看那些事後的爬梳。事發這八年來，我有無數次被問過對於「死刑」的看法。坦白說，每一次我都說不清楚，又或者說，我根本還沒想透。
同仁跟我說，我和小燈泡都在這場釋憲辯論中，被提及了好幾次。坦白講，我並沒有很意外。甚至，其實早從知道這次的辯論後，我就一直希望能夠做好準備，讓其他人詢問我意見的時候，我能夠好好的說清楚。然而，事實是，即使跟許多身旁的夥伴、倡議的專家學者對話過多次，我仍然沒有準備好。
不過這也沒什麼，畢竟死刑的存廢，本來就是一個艱難的議題，不是嗎？但我也相信，正因為如此艱難，我們更需要開啟討論，讓國家、讓社會、讓自己試著思考、尋找答案。所以，這一次，我決定用一種很負責，又或者很不負責的方式，來面對這個問題：用這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來做自我爬梳、理清頭緒的過程，跟大家聊一聊，這八年來，甚至是養育孩子的這十六年來，我經歷了什麼？又有什麼樣的心情？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沒有選擇迴避，或許已是一種願意面對的勇敢。但我希望這能成為一種拋磚引玉，讓大家也能一起來想想。
【我理解廢死的價值】
我相信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會深刻的影響著他的理解與思考。我喜歡孩子，甚至從小就有著希望能有很多孩子的期待與規劃。早在學生時期，我就會看一些關於孩子如何成長至成人的書籍。也因此，從我有孩子開始，我已充分理解：他是獨立的個體，他不屬於任何人。
至於真正的接觸人權議題，則是在我有了孩子之後，更是在小燈泡離開之前。在養兒育女的過程中，我清楚的感受到社會中許多對孩子的不尊重。我深刻意識，孩子當然有他的人權，因為人權是生而為人就該擁有的。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是因為小孩，進而認識兒童人權，再進一步的接觸人權議題。
聯合國人權公約「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其他任何身分地位。人權包括生命與自由的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意見和語言自由的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以其其他更多權利。人人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
因如，我開始去了解更多人權價值的精神，更認識了人權之父「柯扎克」這樣的人權大師。從他與納粹的故事，一路到白色恐怖、人權團體的倡議、廢死聯盟立場，在這些探索的過程中，打開了許多我過去曾未想過、接觸過的可能。
人權是普世價值、廢死是人權的趨勢。人的生命權不該被剝奪，如果我們期待每個孩子都能平安長大，我們對於人和人之間的殺害無法容忍、我們又如何能接受國家剝奪人命？還是回到孩子，接觸越來越多的孩子，我相信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想使壞，在成長的過程中，因著環境中接觸到的人，而有價值觀的輸入，長成了截然不同的樣子。
回到人性本善的相信，會犯下重罪的他們是在成長過程中或大或小的被害者，當然這不足以合理化成「可以」傷害他人的理由，當我們試著不要只看到孩子的壞，而是要看的孩子為什麼壞，才有機會變好，難道大人不也是如此？所以在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
【我不支持廢死】
人之所以複雜，是因為不只理性，還有感性，縱然理性如我仍是如此。有些人說我支持廢死，也有些人抨擊我是因為選票所以才改口訴求極刑，假裝支持死刑。事實上是，在小燈泡離開之前，我理解廢死，但我無法支持廢死。
如果再犯呢？被害人的正義呢？即便我相信教育、相信感化的力量，但在他賦歸社會的時候，我們真的能確保他真正的變好了嗎？更困難的是，如果他不死，怎麼還給被害人正義？家屬怎麼能接受我愛的人離開了，而他活得好好的？他難道不用負責嗎？這是我遲遲沒有辦法支持廢死的原因，而這些疑問，更是在小燈泡離開後更加劇烈的在我的世界衝撞。
【我經歷了什麼】
小燈泡離開後，從檢察官到法官到各界，都在期待能聽到我們對量刑的看法，甚至不在乎我們怎麼想，只希望我們喊「你去死」、「你下地獄吧」的高度期待。
而我又經歷了什麼？非常感謝我的律師團，特別感謝曾威凱律師。在事發後，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活下去，生活過的一片混亂，一些律師的資訊從各方傳來。「律師？為什麼律師要跟我聯繫？」、「審判的過程怎麼進行？」、「我需要律師嗎？律師能幫我做什麼？」我甚至不知道要問誰這些問題。
查了一下這些律師們的資訊，其中威凱是朋友的朋友，他是念兒福系的，就連絡看看吧！這當然不是我打的唯一一通，但在跟威凱的通話中，他是最能等待和傾聽我們困惑的一位，而這也是我第一次被問到量刑（人權律師應該是支持廢死的吧？）我怯怯地說我不知道，把上述那堆胡亂地訴說了一些，威凱讓我放心，他覺得以我們的狀態，需要的應該是諮詢的對象，有一些能討論的對象，所以他建議組一個律師團，有支持死刑的、有支持廢死的，但需要是能夠理性對話的，才能提供我們各種不同的觀點，讓我們做出決定。於是，我的律師團因此而生。
第一次的偵查庭，檢察官開頭就問我：「你對量刑的訴求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他的行為讓我很痛苦，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狀況，我怎麼會有答案？我後來才知道我這樣的反應並不尋常，就如事發那日在警局前的發言，原來出現在被害人身上是那麼的突兀，但這些是我的直覺反應，想都沒想地脫口而出。
這些年，從很多人的看見和叩問，我也一再地反覆問自己，我是誰？我為什麼這麼怪？成長過程中極少數被處罰的經驗，記憶中有兩次，一次是即便已用盡心力在準備，卻仍無法達到老師的要求而被打；另一次是父親因為我弄壞了什麼打我（現在想起這件事，只記得被打，甚至不記得弄壞了什麼），這兩次的經驗裡，我得到的是面對處罰的不理解，以及依舊沒被討論的如何彌補及改善。
更多的生命經驗是做錯了，那我們就好好討論未來如何彌補、怎麼預防？因為處罰改變不了什麼。即便我看似如此理性，但事件的情緒當中，我仍會想到，孩子就是離開了，我的寶貝就這麼離開了，那做了壞事的人，還是應該要被處罰啊，這難道不是我唯一能為他做的嗎？殺了一個人的人卻活得好好的，這有正義？這有天理嗎？
很多人問我，你怎麼走過傷痛的？我得說，孩子離開的痛，我沒走過，我也不覺得能有走過的一天，能做的或許只是慢慢的找到跟傷痛共處的方式。真的太痛了，對我、對所有的家人都是。在當時，我最想問的問題其實是：我跟他住這麼近，他如果沒有好，出來之後會不會再殺人、會不會再殺了我其他孩子？
遺憾的是，直到司法程序終結的那一天，我都沒有得到這個答案。我恐懼現有機制，無法確切防範再犯，也無法完成徹底教化。因為當時，台灣並不存在任何一個有效、足夠積極的社區處遇以及追蹤關懷的機制。尤其在行為人的家人連結薄弱、經濟狀況惡劣、人際關係貧乏的狀態下，國家並無法保證、也尚未提出任何方案來回應，被告未來是否仍有可能產生風險。
除此之外，兇手作為精神疾患者，在面對獄中精神醫療團隊人力缺乏的情況下，監所非但無法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健，更有可能讓他的身心狀態惡化。在孩子離開前，我沒辦法支持廢死，在孩子離開後，我更不想增加家人更多的痛楚，這些恐懼、擔憂、痛楚，最終，讓我們決定訴求極刑。
【我不支持死刑】
即便如此，當時對於我來說，就算判決被告極刑，這樣的結論也與我所認為的正義有很大的距離。就算行兇者死亡，也無法還我孩子的生命，再給我一百次機會，我都不會願意去交換這兩個生命，因為這是對小燈泡生命的羞辱。
這兩者的生命，當然不是等值的。死刑就算能解決有問題的人，但卻解決不了問題。解決了他，然後呢？我其他的孩子就安全了嗎？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悲劇嗎？
長期與孩子們相處，不只自己的孩子，還有一群群年紀相仿的孩子，在觀察、理解他們的過程中，讓我始終相信「事出必有因」的道理。孩子不會無緣無故的損壞，而這樣壞掉的大人發生了什麼事？是我在事件之後一直想知道的答案，這幾年當中，接觸了許多的被害人，我發現我並不孤單，許多人跟我一樣想知道家人為什麼離開？而被告又是為什麼犯案？
我曾經在某次死刑執行之後不久，寫過一篇日誌「死掉了，然後呢？」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更不知道怎麼樣去預防，這是讓我很難支持死刑的原因。尤其在事情過後，國家、所有官員都讓我有一種：國家只要判了死刑，國家的責任就完美了的感覺。我們的司法把「判刑定讞」當成司法正義的終點，始終還是在追求犯罪真相、爭執犯罪量刑，卻很少去看見犯罪成因與問題。
他們都忘記了，被害者家屬心中陰影、壓力，不會因為判決而消失，而是一輩子跟隨著他們。在司法過程中，心中有許多疑惑希望得到解釋：「對方是不是精神病患？」、「對方的動機是什麼？」、「假釋出來後呢？我們又有什麼機制追蹤？」
太多太多的問題存在我心中，但當這些問題在我提出後，不僅得不到答案，更幾乎是所有的政府體系的人都用一種「你好奇怪」的眼光看著我，甚至暗示家人帶我去就醫，彷彿有問題的人，是我。這些過程讓我覺得爛透了，國家給的回應讓我感到憤怒，即便我不斷想要探尋解決之道，但我卻不斷遭逢挫折。與其加害人的死亡，我更希望國家能夠從他身上看見問題？看見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在量刑判決之外】
在八年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中，我漸漸清楚了自己要的正義是什麼、什麼才能安慰我失去孩子的痛楚。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屬，但對我來說，真正的救贖，或許就是參與公共事務吧！
我希望孩子的離開能換來社會更安全，讓我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個更平安成長的可能。我「非常幸運」地在司法的過程中看見了對方些許的生命史，同時從中看到了非常多社會安全網的破洞，以及或許能被接住但卻沒接住的生命脈絡。
他的一生中，沒有獲得任何充分的支持，社區、家庭、教育，有無數個或許能被接住，但卻不斷墜落的時刻，這樣的生命歷程，終究讓他走上了萬劫不復的終點，更讓我孩子的生命畫上句點。
於是，補起這些破洞，是我在立法院四年努力在做的：讓精神病患能夠走回復原的道路，讓辛苦的人能夠有被接住的可能。所以，我從當初訴請判決極刑的擔憂開始，決心要推動《精神衛生法》的修法，我希望能讓社會更理解精神障礙者所面臨到的困境，並且逐步建立起社區端的資源，讓醫療、監所、家庭之間，可以有綿密的支持網絡，去協助他們復原。
同時，我也推動《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的修法，讓跟我相同處境的被害者家屬，能夠在制度中，能夠有國家的協助，找到他們想要的正義與所需的安慰。這兩個重要的使命，我都在四年間做到了。
除此之外，我也盡自己所能，為許多弱勢、辛苦的人發聲，因為我知道，感受到國家、制度遺漏自己的感覺，有多麼痛苦。所以，比起大愛的心胸，或許我始終只是自私的希望，任何人都別再經歷我的痛苦。且與此同時，國家給不了我的正義、給不了我的安慰，我能透過這些公共事務的參與，繼續感受小燈泡用某種形式陪伴在我身邊，讓自己能夠好好的活下去。如此而已。
【我有別的選擇了嗎?】
這一篇自我爬梳的文章，幾乎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修修改改、塗塗抹抹，不斷自省、反芻、產出。最終，我才意識到，或許，我真正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多年後的現在，我有沒有別的選擇？
事實上，死刑長年在台灣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其背後的影響因素非常的複雜，幾乎每個人支持的理由都不一樣，有人基於應報理論、有人希望死刑發揮威嚇效果、有人希望犯罪者被永遠隔絕於社會之外。
死刑也是台灣社會的情緒出口。當社會破碎、法律無法撫慰人心的時候，社會看見有人殘酷的傷害了別人的生命時，整個社會的創傷、憤怒、絕望，往往使得多數人不知所措、也無法撫平情緒，於是，選擇死刑作為安全感寄託，或許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先找出大家真正在意的問題、擔憂。而國家的責任，就是去設法解決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一步、一步縫合社會的裂痕。對我來說，在我的司法審判過程中，被告在多次精神鑑定中都認定沒有復原的可能，尤其家庭與社會因素的條件，更是相當的不利。
因此，即便我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我仍沒有信心，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所以，如果未來台灣，能夠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設置「非監所樣態」的司法精神病院，給予犯罪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那麼，等到這一天的到來，我才能相信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之外的選擇，或許那會是我支持廢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