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為西洋推進東亞的趨勢踩下煞車而言，日俄戰爭是為西洋推進東亞踩下煞車的世界性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獨立的各國領袖中，有不少是因在年輕時知曉日本於日俄戰爭中得勝而發奮圖強。（圖／路透社，下同）
作者：北岡伸一
譯者：周俊宇、張智程、陳柏傑
摘自：麥田文化《日本政治史》
●精選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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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俄戰爭
戊戌變法與義和團事件
對於中國遭受瓜分反應得最敏銳的，當然是中國本身。一八九八年六月，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37-1929）發起變法自強運動（戊戌變法）。這是以日本明治維新（參閱第3章）為模範的改革運動，和過去的洋務運動是維持中國制度，只引進技術不同。然而，正因如此遂導致保守派的強烈反彈，發生了慈禧太后（1835-1908）主導的政變，光緒帝（1871-1908，在位1874-1908）遭到幽禁，改革只經三個月便告結朿。
如果說戊戌變法是對於中國淪為殖民地的一種理性主義式的反應，那麼非理性主義的反應便是義和團事件。一九○○年五月左右起增長其勢的義和團，是一個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排外運動。當時的守舊派政府允准其行動，義和團在六月包圍了位於北京的列國公使館（義和團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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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當中能夠立即派遣兵力的只有日俄兩國。不過，俄國由於其野心而不受信任，於是日本被請求出兵，在事變的鎮壓上發揮極大作用。日本直接獲得的回報極少（賠款的七．七三％），但對日本而言能作為列強的一分子來行動是很有意義的。日本究應作為亞洲的一分子來行動，或是應追求成為西洋文明諸國的一分子？幕末以來有許多人針對此問題反覆討論，亦即亞洲主義或脫亞論，這是一個貫穿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問題。和西洋列強為伍與中國為敵的義和團事件，事實上成為日本脫亞入歐的一個重要階段。
日英同盟
而北清事變的結果，導致了一個重要發展，就是俄國占領滿洲（現中國東北）。俄國以維持治安為名，派出超過十六萬兵力到滿洲，事變後仍不輕易撤兵，局勢甚為嚴峻。一直以來所謂中國淪為殖民地的範圍，只局限在沿海地區比較小的部分；然而，這次的問題是發生在與俄國領土相接、又鄰近北京的遼闊地區。因此，美國在一九○○年發表第二次門戶開放宣言時，特別強調要尊重保全中國的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
英國也深切體認到此事態的嚴重性。英國在一八九八年俄國租借遼東半島起便加強警戒，其後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曾在議會演說時表示：英國在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利益，在未來或許會和英國的傳統政策相矛盾。也就是開始重新檢討「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雖說如此但結盟的選項並不多。法國是俄國的同盟國，美國採取孤立主義，而且是海軍國。為了阻止俄國的擴張，必須是陸軍國。剩下的只有德國和日本。一開始的計畫是英德日三國同盟，德國國內也一度積極評估。但是德國希望俄國的關注焦點轉往東方，並不樂見英德同盟和俄法同盟對峙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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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日本。在日本國內有日英同盟論與日俄協商論的對立，一般擔憂當後者勝利時，俄國對英國的壓力將一舉加深。日本的實力在甲午戰爭與義和團事件中已獲證明，而且不僅陸軍實力、同時也具備海軍實力。英國在海軍實力方面遭到德國的追趕，若能與日本合作，則在亞洲的海軍力將較有餘裕，可以將一部分撒回歐洲。英國「光榮孤立」外交政策，與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的海軍政策兩相成套。也就是說，只要擁有世界第二和第三的海軍實力相加亦不能及的海軍實力，便無需與他國結盟。然而，由於德國依一八九八年《第一次艦隊法》迅速增強海軍實力後，維持兩強標準便陷入困難。
此時期日本的執政者是桂太郎（1847-1913）。其中日英同盟論者為桂首相、小村壽太郎（1855-1911）外相、加藤高明（1860-1926）駐英公使等，日俄協商論者為元老伊藤、井上等人。兩條路線絕非互不相讓。即便是日英同盟論者，亦期望改善日俄關係；而日俄協商論者也不反對日英關係更加密切。然而，針對是否可與英國同盟，而最壞的情況下是否能與俄國對決等判斷上，兩者間則有不少差異。日英同盟的原動力，源於因日本持有實力而充滿自信的年輕世代，桂內閣是首次非元勳內閣，而一九○二年締結日英同盟正值桂內閣時期，正是最佳象徵。
日俄戰爭
日英同盟發揮了某種程度的效果，俄國的政策一度軟化，但政府內部的權力關係旋即發生變化，對日強硬派崛起。眼見俄國著實地為戰爭做準備，日本也決意開戰，一九○四年二月，日本藉奇襲發動戰爭。就在不利情態尚未擴大前便發動戰爭，以及在軍事上不具全面勝算等條件而言，日俄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幾無不同，處境皆是艱難的。唯一不同的是國際環境，以及日本領導人對此的因應。
首先，英國作為同盟國而有善意回應。英國拒絕讓朝遠東出發的波羅的海艦隊行經蘇黎世運河，也嚴格限制殖民地的燃料供給。因此波羅的海艦隊抵達遠東的時間不僅大幅度遲延，船艦也因整修保養情況不佳而減低了速度，海軍士兵亦甚疲勞。此外，英國還運用外交上的影響力，妨礙欲前往地中海的黑海艦隊。若無英國的配合，日本海軍不可能實現在對馬海峽海戰（一九○五年五月）中之壓倒性勝利。
同時，由於美國對維持滿洲貿易發展上感受到利害關係，出於門戶開放原則對，俄國的政策採批判立場，對日本則較有善意。
英美對於日本最大的支持，就是協助籌措外債。日俄戰爭的戰事支出高達十七億四千萬日圓。這是甲午戰爭時的八．五倍，相當於當時歲入的三．五倍巨額。其中以租稅籌得的只是極小部分，八十五％必須仰賴公債。而其中約半數為外債，予以支應的是英美市場。對於日本而言最感幸運的，是美國的猶太裔金融資本由於厭惡俄國對於猶太人的態度，而對日本示好。
政府極度重視外債方面的集資，為不減損公債人氣，也設法在公債集資時立下華麗戰果。此外，還極度留意維持良好的國際關係。也就是說，日俄戰爭中軍事是從屬於政治，這是與太平洋戰爭的決定性差異。
與此相比，世界對於俄國的支持極弱。同盟國法國出於與德國的關係，不欲介入亞洲的問題過深。德國方面也有金融資本等猶太人的問題，未必支持俄國。
雖然坐擁有利的國際關係，日本仍只獲得了短暫的勝利。一九○五年三月，日本雖然在奉天會戰得勝，但並未造成決定性的打擊。戰場愈往北則對俄國愈有利，以此為界，日俄的軍事均衡逐漸逆轉。俄國預定在哈爾濱決戰，打算待波羅的海艦隊一抵達亞洲就展開反攻。這是俄國傳統的作戰方式。
然而，日本方面深知其危險；美國亦同。五月，以日本在對馬海峽海戰中得勝為契機，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在位1901-1909）出面進行和平調解。因為他判斷若戰爭持續下去，俄國終將得勝。
另一方面，俄國之所以同意和平，主要是受到國內革命情勢的影響。若戰爭再持續下去，革命情勢將可能惡化。同盟國法國也顧慮此發展，出面遊說和談。
和會自一九○五年八月開始在美國的朴資茅斯舉行。儘管會議不甚順利，但九月俄國仍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主導地位，將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和東清鐵路南部支線長春以南讓予日本，並割讓樺太南半部，和談於是成立。然而對於在戰爭中背負龐大犧牲，總受官方宣傳是連戰連勝的日本國民而言，這是一個屈辱的議和，甚而為此情緒激奮，眾所周知東京甚至陷入暴動狀態（日比谷縱火事件）。然而，政府領導人深知無論民眾再如何不滿，也必須在此打住戰爭。
就為西洋推進東亞的趨勢踩下煞車而言，日俄戰爭是為西洋推進東亞踩下煞車的世界性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獨立的各國領袖中，有不少是因在年輕時知曉日本於日俄戰爭中得勝而發奮圖強。
日俄戰爭對日本而言，也是將近代一分為二的大事件。至此為止日本的課題是完成對外的獨立，而最終得以達成此目標的正是日俄戰爭。以往日本的課題非常清楚。但此後，日本所走的道路反而愈形艱難。
★本文經麥田文化授權，摘自《日本政治史：以外交與權力的雙重視角，解讀從幕府到冷戰的關鍵時刻》
★ 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學、歷史學者北岡伸一經典作品，繁體中文版全新翻譯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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