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萬敏婉 圖／本報資料照／路透社
美國對台灣的持續成功與安全有著深遠且持久的利益，此乃深植於我們對共享的核心價值及民主承諾之中。
2019年3月19日，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首度走入外交部位於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官署，與外交部長吳釗燮召開聯合記者會，宣布台美將建立新的對話機制「印太民主治理諮商」，象徵台美關係再向前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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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英傑於演說中指出，今年是《台灣關係法》40週年，強調「《台灣關係法》這項美國法律，不但為美台關係提供了框架，也使我們雙方得以發展緊密又長久的夥伴關係」，因此在2019年，美方將用一整年時間，舉行一系列活動。其中，台美共享的民主價值，正是把雙方連結在一起的最重要思想體系。
掩飾「拋棄盟友」的遮羞布
酈英傑這段話中，清楚點出台灣關係法的幾個本質，第一，這是一個美國的國內法律，第二，台美關係從來不是邦交，而是這個由美國國內法所提供的「框架」。第三，台灣關係法所隱含的台美「連結」，在於民主價值這一個看不見、摸不著，需要時可被使用，不需要時又可被棄置一旁的意識形態。
儘管如此，對不少台灣人來說，看到這部法案，總有心理上的滿足感，似乎這樣一套法律就可說明，台美雖無邦交，但美國老大哥為了照顧台灣，特別訂立法律來「保護」台美關係，法案也成為台美友好的最佳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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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仔細檢驗其立法過程，不難發現，這個讓台灣人視為台美友誼堅如磐石的法案，當年其實是在美台斷交背景下，透過一份事後補訂的法案，讓美國能夠有塊以「維護及促進台灣人民人權」為名的遮羞布，掩蓋美國為自身利益、拋棄盟友的現實。
40年前的1978年12月15日，當時的美國在經歷了1971年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訪」北京、1972年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明訪」中國大陸並簽署《上海公報》，表明雙方同意擱置台灣問題，開啟建交可能；以及1973年雙方互設辦事處，甚至是1975年前總統福特再次出訪中國大陸確立雙方建交意願後，終於在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手中，與北京正式簽下建交公報，雙方於1979年的1月1日開展正式外交關係。
消息傳至台灣，激起民眾強烈反彈，不但包圍美國使館，連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於1978年12月27日抵達台北松山機場，計劃與蔣經國政府進行斷交後談判，則是剛下機就遭時任外交部次長的錢復以「美國不僅破壞中美友誼，也破壞西太平洋和平」當面痛斥，克里斯多福的車隊在離開松山機場路上更慘遭憤怒抗議群眾丟雞蛋、油漆攻擊，場面幾乎失控。克里斯多福一度要求原機返美，最後雖然勉強停留了兩天，但該場斷交談判最後仍失敗收場。
其後，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楊西崑赴美展開長達兩個多月的談判斡旋，終於讓美國國會在1979年3月28與29日，也就是美國與中國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近三個月，由參眾兩院通過這份以「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為立法目的的《台灣關係法》。並在當年4月10日由卡特簽署通過，同時追溯至當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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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運作 全依美國所需
儘管不可否認，《台灣關係法》中明白寫出的「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條文，讓台美軍售能透過美國國內法所提供的法源，多年來持續運用，從而讓台美政治人物，都能藉由「美國賣武器給台灣」的行為，與「美國也有可能保衛台灣」建立印象連結。儘管這種連結實際上僅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但在泡沫尚未實際接觸外力前，都可作為政治人物藉以宣傳的美妙願景。
平心而論，即便沒有台灣關係法，美國仍可對台軍售，反之，即便法源存在，也不代表美國「必須」軍售台灣。畢竟這段條文只是讓台美軍售更具法律正當性，而不是對軍售行為訂立許可性規範。也因此，即便有著法源依據，美國也可根據自身需求與利益判斷，來決定是否對台軍售。
例如前總統馬英九上台後，兩岸關係逐步走向更緊密結合，2010年起雙方更就《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署第一次協議，並在隔年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就雙方後續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機制展開協商。在此情勢下，美國從2012年起，國防部與國務院官員便曾兩度缺席主要討論台美軍售議題的「台美國防工業會議」，2014年美國國防部還刪除已批准的台灣F-16A/B型戰機升級案，變相地單方面暫停對台軍售。直到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發生，學生佔領立法院，並迫使已獲通過的《服貿協議》被無限期推遲後，台美軍售才在2015年獲得恢復。
衡酌形勢 智取生存空間
但另一方面，若要說《台灣關係法》只是個單方面對美國有利的國內法，也不盡公允。該法案至少白紙黑字地寫明「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另外，法案更指稱美國的政策包含要「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儘管條文中所謂的「美國嚴重關切」，以及美國要維持能力「抵抗任何高壓手段危及台灣人民安全行動」等描述，究其細節，相對空泛且充滿了擴充或是限縮的解釋空間，但如此描述所反映的現實是，台美之間確實存在某程度的共同利益，而這個共同利益與兩岸關係有一定的連動，也因此讓台灣有可能在維持或維護台美共同利益的情況下，向美方多討要一些「照顧」或「保護」。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台美利益與兩岸關係情況的連動，讓台灣得以藉由台美交往程度的保守或激進，反過來向北京尋求相應補貼。
換句話說，中美兩強如今因中國大陸的崛起，雙方必然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之際，對美國來說，台灣在中美間的「作用」就會被凸顯出來。因此，在中美間競爭與合作必然同時存在的國際格局下，就逐步出現了呼籲台美高層互訪的《台灣旅行法》、台美軍售定期化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甚至是近期美國議員公開呼籲美國副總統或是閣員訪台、美國第一屆「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在台北舉行，甚至AIT更首度聯合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與外交部在3月26日至28日於台北共同舉辦以打擊貪瀆為主題的2019年「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
各式台美聯合活動與合作陸續推出，確實彰顯出雙方友好現狀，就如同滿天耀眼的煙花，讓人目不暇給，拍掌叫好。然而台美友誼煙火之所以能被燃放，仰賴的是背後中美結構性矛盾大格局。同時，這樣的格局卻也產生台美關係拉近時，勢必損及兩岸的後遺症。因此，若沒能掌握好台美的距離，莽撞行事，一旦造成兩岸關係破裂且難以修補，對台灣反而更為不利。
在當前中美大局未轉向調整前，或許台美的友好煙火還能持續燃放，台灣也有機會藉此爭取到更多利益，但要如何掌握好那個「度」，讓煙花的美景能常留心中，而不是只剩滿地炮竹殘渣，猶是對執政者智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