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本身是原罪嗎?回歸二戰後科學家省思:原來我不只是殺人犯

文/胖丁呷麵

【兇宅胖丁的碎碎念】

說到核能,大家的印象都不太好,畢竟反對核能,像是一種文化上的潮。只要店家在門口掛著「不要有下一個福島」的標語,餐廳與書店立即瀰漫文青氣息;反觀的,公開挺核往往都沒甚麼好下場,不是被罵罔顧人權、就是被罵垃圾專家。

談到是否要啟動核電,正反方辯論永遠都用那些話題互相空幹「反正你行就核廢料放你家」「台灣能源自給率太底,再生能源不能當基載!」這是一輩子都爭論不完的嚴肅問題,但今日不是要談這個,而是來說說「核能到底是不是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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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這個議題,首先必須先了解核能發電如何發展出來,時間拉回二戰時期的美國。1939年時,核物理理論剛起步,物理學家費米剛建立全世界第一個核分裂反應堆,觀察到核反應後的質量不守衡。隨著美國對德國宣戰後,在總統羅斯福的暗中簽署下,「曼哈頓計畫」就此展開,計畫負責人「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就將費米帶入計畫當中,暗中製造能瞬間解決大量敵軍的「秘密武器」。

計畫中最知名的物理學家理查費曼,那時還是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在他的暢銷書《別鬧了,費曼先生》就提到了這段參與原子彈研發過往:

「剛加入這個計劃時,有不少好玩的經歷,其中之一是跟大人物接觸。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幾個有名的人物:有康普頓(Arthur HollyCompton)…拉比(I.I.Rabi)和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除了這些,軍方還從全美各地挑出具有工程才能的高中生,送到羅沙拉摩斯(製造原子彈的實驗室)來,安排他們住在營房裡,卻什麼也不告訴他們...他們的工作,是IBM機器卡片上打洞,算一些與他們根本沒關係的數字,因此很無聊,所以進度非常慢。當下我就給他們上了一堂課,沒想到他們聽完全興奮極了『原來我們在參加作戰!』現在這些數字對他們都別具意義了...效率瞬間提升了九倍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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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這種愛國心與參戰的心態製作著核子彈,最後試爆完後,實驗室全部人都興奮地跳了起來:

「最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麼的亮,以致成了橘色,邊緣卻有點黑的,慢慢上升翻騰。突然我明白,這是一大團的煙,充滿了閃光,火焰的熱力則不斷往外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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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爆成功以後,羅沙拉摩斯充滿了興奮的氣氛,到處都有聚會,大家跑來跑去。我還坐在吉普車後座,一邊打鼓。但只有威爾遜獨自坐在那裡悶悶不樂。

"你幹嗎這麼憂鬱?"費曼說著。

"我們造出來的怪物太可怕了。"威爾遜惶恐地說著。

"但這都是你開的頭,你還把我們拖下水呢。"費曼如此說著。


開始時,我們都有極充分的理由說服自己參與這工作,拼命努力完成使命。這是一種快樂、一種刺激,你會停止思考,明白嗎?很單純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爾遜在思考整件事情的衝擊。」

「不久我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爾大學教書,剛開始時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不太能夠理解為什麼會那樣,但當時的感受非常強烈。我坐在紐約一家餐館裡,看著窗外的建築物,就開始想: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炸毀的半徑有多大……從餐館到34街又有多遠?那麼多的建築,全都化為灰燼。不停地想。在路上走著時,看到有人在蓋橋、築路,我又想:他們都是神經病,什麼都不懂,幹嘛還要蓋新的東西?一切都是白費工夫而已。」


隨著原子彈在廣島長崎爆發後,近乎所有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科學家,都進入一種茫然的思維:這個世界會因此毀滅嗎?

另一方面,美國人民的反應成了強烈的對比,據1945年底《富比士雜誌》報導,原子彈爆照的圖片激勵了許多美國人的大美國情操,甚至許多美國人都期望,今後將有更多原子彈能投擲到日本土地上。在這種榮譽與愛國的氛圍下,盟軍在戰後開始審查新聞媒體的核爆照片,就連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成員丹尼爾·麥戈文(Daniel A. McGovern)中尉,拍攝的三小時紀錄片《原子彈爆炸對廣島與長崎的影響》都鮮少有人看過,影片中包括醫院中受傷的人、被燒毀的建築和汽車及地上的大量的死屍與骨頭。

簡單來說,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人完全不知道長崎廣島的核爆有多麼殘忍。

▼原子彈轟炸前後空拍圖

也許是帶著這種矛盾與懺悔,1945年,愛因斯坦與利奧·西拉德(Szilárd Leó)就帶著68名當時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科學家,一同簽署了《西拉德請願書》,組織了「原子能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由愛因斯坦擔任主席,目的是警告世人核武器有多麼的危險,並且希望推廣核能研究轉型為和平用途。據請願書上面的內容,大多數的參與人員都表示,研發過程完全沒預料到會創造出這麼恐怖的東西,你可以看做這是那群「曼哈頓計畫的懺悔書」。

當中有人簽完對此萬念俱灰,甚事也不想幹;但當有也有一大群「罪人」,秉持著贖罪的心態,想把核能的研究去邪化,轉為平間可用的和平用途,解藉此來對那千千萬萬的戰爭亡魂「懺悔」,後來成功項目最與軍事化沒關係的就是核能發電技術。

在這些科學家的努力推廣與懺悔下,美國民間與政治界在7年後才開始轉變他們對原子彈的認知,1953年12月8日艾佛森總統在聯合國大會宣布「和平原子能」宣言;1958年,第一台商業核能發電廠Shippingport在美國開始運轉。
1968年,美國原能會與他國開始簽訂「核武不擴散原則」來限制國家互相進行毀滅性的核戰爭,另一方面又授權商業化的核電廠。我想這結果,當初那群「曼哈頓罪人」也沒想過,他們徒手創造出來毀滅世界的技術,居然有辦法變成造福人類的發明。

「白費工夫的日子又繼續了差不多40年了,對不對?事實上我的想法錯了,蓋橋並不是白費工夫的事,我很高興這些人有此遠見,繼續往前邁進。」費曼在《別鬧了費曼先生中》最後如此說著。

也許對現今的人來說,反核就是一種潮流,核能發電與原子彈沒甚麼差異,就是會爆炸、輻射外洩的純粹邪惡。但對於那群發展核物理「曼哈頓計畫」的參與者來說,原子彈與核能發電卻是完全不同,一個是他們愛國殺人的罪惡感,另一個則是為他們的科學貢獻、贖罪的希望之光。

核能發電本身,並沒有原罪,它代表著科學界對於二戰事件的省思與良知。

當然日後人的自大釀災(如車諾比電腦沒有圍築體)、政治力影響使得核能發電備受質疑(例如核四),自然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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