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高一生」白色恐怖時期被捕 他求學備受歧視 228遺族認同難
檸檬小編這麼說
著名的鄒族教育家高一生，是228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之一。
藉由回憶出發，高一生的第五子高英傑寫下了
對父親、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時代的追憶……
文／高英傑（228受難者高一生之子）
不要殺我！
228蜂起，各城市成立處理委員會，接收警察和治安系統的人力與物力，維持治安並且保護外省人。但是民眾積壓了2年的不滿需要宣洩，因此不管青紅皂白，只要是外人，就加以痛打。
A君是廣東人，也是唯一在達邦國民學校服務的外省籍老師，有一天走到「見過天皇的吾雍」家前面，吾雍故意把山刀從刀鞘中推出；這個開玩笑的動作，被A君認為是原住民想要報復，嚇得往里佳村方向逃亡。他的逃亡路線和縣長一行人尋求保護的路線剛好相反，後可能因山路陡峭導致體力不支而昏倒在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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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所主任杜孝生醫師，接到消息後前往急救，正要打針時，A君突然回過神來，可能把大型針筒看成了什麼，有氣無力地說：「不要槍斃我！不要槍斃我！」
台中下行列車
父親被捕那年（1952年）的九月中，我和10位鄒族少年前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班上共有40多位包括鄒族、泰雅、布農等在內的台灣西部山區原住民學生。這個班級是台中師範為了儲備原住民小學教師而設立的預備班，只要修業1年，即可直升台中師範簡易科（4年制），準備回家鄉服務。
▲高一生與家人（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學校的佈告欄天天都有政治情況報告，也時時公布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因為父親的案件也在列，學校老師同學對我異樣眼光的投射，或刻意疏離的動作，都使我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雖然功課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恩師的保護，還是免不了受到同學欺辱與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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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先修班奉令解散，依成績先後，幸運被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日治時的台中一中）初中部。當時的一中，除了優秀的台灣籍學生從中部各地考進來之外，也是當時外省籍子弟、華僑學生、山地籍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學校人數多、接觸面廣，除了級任老師之外，政治層面的話題已經很少出現在生活中。雖然嚴禁說日語，但台灣籍和山地籍的學生依然會大膽說上幾句日語、唱日本歌。其中有幾首是父親教我的童謠，哼唱之中，使我益發懷念起離家1年多的父親。
學校有一位中俄混血的女老師，黃昏時常常在教室裡拉小提琴，我常和幾位同學前往聆聽，夢想有一天也能夠和她一樣拉小提琴！可能我頻頻聆聽的緣故吧，有一次她突然以我想像不到的鄙視口氣問我，你這個山地生怎也喜歡西洋音樂？
我回答，我不但喜歡古典音樂，現在學校午休播放的「貝多芬第2交響曲」唱片，還是我從山上帶來的。老師又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充分顯示當時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狀況了解的缺乏。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1部腳踏車，到距學校2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個星期天的例行公事，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雖然最後希望落空，但父親留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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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我從台灣省立嘉義師範學校畢業，開始擔任小學教師的工作。雖然無法在家鄉服務，但假日回部落時，感覺已變得不一樣，開始得到許多父老的接納與關心；排斥過我的同年齡層的人，也改變了原有態度。村裡比較正直且膽大的客家人，直接說父親是無辜的、被陷害的；這種人在威權統治時代少之又少，而且相當冒險。這時，官方及學校還相當限制我和3弟英輝的行動與言論，但台灣的大環境似乎已有風雨欲來、面臨改變的跡象了。
▲高一生（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1983年，在學校的聚會裡，從外地來作客的外校校長，當著來賓和在場的原住民與教師面前說，阿里山鄉的落伍是高一生造成的，他沒受什麼教育，政府給他鄉長的職位該滿足了，還要反叛政府。在座的賓客大都知道我是高一生的兒子，而且還是這學校的教務主任，所以場面非常尷尬。我告訴他說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他竟回答說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教師，講習幾個月就可以當了。
這件事之後，我和3弟英輝開始蒐集父親的相關資料，台北的陳素貞老師也正好開始做田野調查工作，於是從陳老師那裡取得父親畢業名冊一紙，裡面詳細記載了入學和畢業年度。後來影印寄給教育界同仁，讓動不動就說我是某某大學畢業、某某師範畢業，證件於戰亂中遺失的人事做些參考吧！接著，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台灣百年人物誌—高山船長高一生》時，又從台南師範取得父親親自用毛筆書寫的入學願及其他珍貴資料，對父親求學的情形有了更深的了解。
大正5年（1916年），父親進入台南州嘉義郡阿里山蕃達邦蕃童教育所，大正11年（1922年），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4年級入學，大正13年4月14日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5年及演習科1年，昭和4年（1929年）4月卒業，隨即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
▲1951高一生、樂信·瓦旦與湯守仁於阿里山賓館（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從父親僅留的1本手冊及3本已遺失的《潦倒時代手記》（どん底時代の手記）留下的照片中，可以想像父親在日治時代16年當中，扮演鄒族人、日本巡查、教育所教師等3種角色是多麼困難的事。那時候，內有大哥英生（Hideo）罹患腎臟病，情況時好時壞，還要照顧大批親戚及食客；外有部落文化與行政體系的衝突，加上部落人對破除迷信及廢除家屋葬等工作的消極態度，父親經常處於兩難困境。
戰後參與228事件，勸導族人前往新美、茶山等地移民，加上高山族自治縣的構想和連絡，相信也遇到了許許多多困難與挫折。我真的想像不到極度繁忙的父親，還寫了多首有關登山、打獵、激勵、移民的歌曲；在兒女面前和母親合唱〈荒城之月〉、〈月之沙漠〉、〈海濱之歌〉時，其祥和的態度、自然的神情，真難想像當時的他其實心神煎熬。
當我唱他為孩子們寫的〈青蛙醫生〉時，溫馨感謝的回憶充滿我心中。懷念！懷念父親，好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想像列車在車輪轉動的聲音和汽笛聲響中，慢慢消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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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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