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男自稱上帝　囚禁上百信徒天天軍演　女童滿10歲嫁他「才能得救」

文／ 布魯斯．D．培理（芝加哥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兼任教授、兒童創傷事件專家顧問）、瑪亞．薩拉維茲（神經科學記者）
譯／張馨方

在德州韋科鎮的大衛教派莊園裡，孩子們生活在充滿恐懼的地獄中，即使是嬰兒也不例外，因為教主大衛．柯瑞許（David Koresh）認為，透過嚴格的身體鍛鍊來摧毀嬰兒的意志（有些才八個月大），才能夠讓他們沐浴在「上帝的榮光」中。

柯瑞許性情反覆無常，前一刻表現得親切、體貼與關愛信眾，下一刻就變成狂暴的先知。他的怒火來得又急又快，沒有人能倖免。大衛教派的信徒（以迦密山為據點的宗教群體成員）都提心吊膽，為了不惹他動怒而極力迎合，不過還是經常在他大發雷霆時倒楣受罪。

個性善變與發起脾氣來令人懼怕的柯瑞許，十分擅長不時利用極端的威脅或善解人意的關心來讓教徒感到不安。他採取鐵腕的領導方式，控制莊園裡的所有人、事、物。他硬生生拆散夫妻、父母與子女、朋友，破壞一切人際關係，以免威脅到他在每個教徒的生命中最主要、最強大的地位。每個人的愛就像輪胎的輻條，在柯瑞許身上輻合，而他是軸心。他是所有洞見、智慧、愛意與力量的來源；就算不是人世間的上帝，也是教徒與上帝之間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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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還是利用恐懼來治理人民的上帝。孩子（有時是大人）成天戒慎恐懼，害怕犯了像不小心把牛奶潑出去的一點小錯，就會遭到毆打與公然羞辱的懲罰。他通常會用名為「幫手」的木槳來打教徒，把他們打得身上都是血。那裡的孩子們也害怕飢餓：「不乖」的孩童好幾天都不能吃飯，或是只能吃馬鈴薯或麵包，有時還會被單獨關起來過夜。

至於女孩們，則被灌輸她們最終將成為「大衛的新娘」的觀念。在認可性侵的獨特形式下，有些女孩才十歲就淪為柯瑞許的性伴侶。一名脫離教派的教徒表示，柯瑞許曾興奮地將他侵犯的女童比喻成囊中的獵物。

然而，在柯瑞許灌輸教徒們的恐懼之中，最普遍是「巴比倫人」的入侵，指的是生活在莊園以外的人們、政府官員與異教徒。柯瑞許為信眾講道，不斷要他們準備好迎接「最後的戰役」。教徒們（包含兒童在內）都為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做好準備，因此柯瑞許將莊園取名為「天啟牧場」。

準備工作包含軍事演習、半夜起床與一對一打鬥。如果小孩不配合，或是在戰鬥訓練中不夠凶狠，就會遭到羞辱，有時還會被毆打。就連最幼小的教徒也得學習拿槍。柯瑞許教導教徒飲彈自盡的技巧，告訴他們，萬一被「巴比倫人」抓住，就對準嘴巴後面「軟軟的部位」開槍，這麼做的理由是「異教徒」終究會把他們所有人都殺了。不過，柯瑞許向教徒保證，他們死後會在天堂與家人們團聚，而他本人──也就是上帝──將會回到地球消滅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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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九二年來到德州，在休士頓貝勒醫學院的精神醫學系擔任研究副主任，同時也擔任德州兒童醫院精神科主任與休士頓榮民醫院創傷治療計畫的負責人。

基於過去治療蒂娜、珊蒂、住院治療中心的男孩們及其他類似問題兒童的經驗，我相信，我們對於創傷、創傷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了解得還不夠多。我們不知道成長過程遭遇的創傷如何在特定兒童身上造成特定的問題。沒人能夠解釋為什麼有些小孩經歷創傷之後看起來似乎不受影響，有些孩子卻發展出嚴重的精神疾病與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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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知道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毀滅性的症狀是如何形成的，也不清楚為何一些兒童會產生解離症狀、有些則變得高度警覺。若想找出這些答案的唯一方法，似乎得在創傷事件發生後立刻對受害的兒童進行仔細研究。遺憾地，我們遇到的孩子通常都是經歷了多年創傷後才被帶來求診。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協調貝勒醫學院、德州兒童醫院及休士頓榮民醫院共同成立「快速反應」的創傷評估小組。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兒童面對如槍擊、車禍、天災等重大事件的劇烈創傷，同時了解兒童在創傷事件的第一時間會有哪些反應，以及這些狀態與他們最終會出現的任何症狀有何關聯。不幸地，韋科鎮的孩子是很好的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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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菸酒槍砲管理局的「巴比倫人」以大衛．柯瑞許違反槍枝條例為由，前往大衛教派的莊園逮捕他。他沒有乖乖就範，在隨後的襲擊行動中，有四名管理局的探員與至少六名的教徒遭到殺害。

接下來的三天內，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與人質談判小組成功解救出二十一名兒童。就在這時，我們的創傷評估小組也到了現場，幫助我們認為是第一批被救出莊園的孩子。當時，我們所不知道的是，我們無法見到其他大衛教派的兒童了──圍攻行動在四月十九日更大規模的第二次突襲中結束，八十名教徒（包含二十三名兒童）在駭人的大火中身亡。

我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從電視新聞得知警方突襲大衛教派的莊園。幾乎就在我看到新聞的同時，許多記者打來問我，突襲行動會對莊園裡的孩子有什麼影響。被問到會如何幫助那些從莊園中獲釋的兒童時，我立刻表示，我相信政府一定會讓他們得到妥善的照顧。

然而，我才剛說出口，就意識到自己也許錯了。政府機構很少有具體的計畫去處置突然冒出來的一大群受創兒童，尤其是長期經費不足、案件過多的兒童保護服務體制。而且，聯邦政府、州政府到地方機構裡牽涉執法與兒童保護服務的指揮鏈，通常並不清楚韋科鎮對峙的這種特殊、變化快速的危機。

愈深入思考這件事，我就愈想知道，創傷評估小組擁有關於童年創傷的專業知識是否能盡一份心力。我在想，我們可以提供一些基本資訊給輔導韋科慘案中倖存的孩子的人員，可以進行電話諮詢以協助解決特定問題，並幫助他們更了解情況。

我聯絡了幾所機構，但沒人可以告訴我「負責」這件事的人是誰，最後，我打電話到州長辦公室。不到幾個小時，我接到州立兒童保護服務處打來的電話，邀請我到韋科鎮提供諮詢。我以為這會是一次性的輔導，結果，那天下午的會面變成六個星期的治療，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難處理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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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韋科鎮，發現處理危機的政府機構與兒童照護都陷入一片混亂。受虐兒童從莊園中獲釋的頭幾天，政府用坦克般的大型車輛將他們載走。無論他們獲釋的時間是白天還晚上，都立刻交由聯邦調查局與德州騎警進行偵訊，而且經常是進行了好幾個小時才結束。聯邦調查局這麼做無可厚非；他們需要盡快獲取資訊，才能幫助釐清牧場裡的情況、解救更多的教徒。德州騎警也需要孩子們的證詞，負責蒐集後續罪刑審判的證據，以起訴槍殺美國菸酒槍砲及爆裂物管理局人員的凶手。

但是，兩個單位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孩子，設想他們被迫與父母分開、在目睹家裡遭到致命突襲的事件後被坦克車載到軍械庫，接受無數個帶著武器的陌生人的冗長訊問，會是什麼心情。

警方發動第一次突襲後，全憑巧合才讓大衛教派的孩子們聚在一起。原本德州的兒童保護服務處計畫將他們個別安置在寄養家庭，但他們一時之間找不到那麼多寄養家庭。結果，讓這些孩子一起生活變成是這個情況下最有利於治療的決定：這些孩童需要彼此。在他們經歷了可怕事件後，將他們與同伴和／或兄弟姊妹拆散，只會使他們更不幸。

後來，這些孩子被帶到韋科鎮上的衛理兒童之家，一個像校園般的快樂環境。他們住在寬敞的木屋裡，起初由兩名武裝的德州巡警保護。兩對夫妻輪流當這些孩子的「家庭母親」與「家庭父親」，照顧他們的生活。儘管州政府為他們提供心理照護的安排立意良好，但是治療並沒有特別見效。德州政府找的人員來自繁忙的公共機關，一個人基本上只能撥出一小時協助。因此，心理治療的出診沒有固定的時間與人員，孩子們看到陌生臉孔，變得更無助。

一開始，兒童之家的情況也是一樣混亂，來自不同執法單位的人員不論白天或晚上隨時都有可能現身，將特定的孩子帶去問訊。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不規律，見到的人也不固定。

當時，關於這些受創兒童，我可以確定的少數幾件事之一，是他們需要可預測的事物、規律、控制情況的力量，以及與照護者建立穩定的關係。對於大衛教派的兒童，這些事情甚至比以往還要重要，因為他們多年來生活在警覺的狀態下，隨時都在準備迎接災難。

我到那裡的第一個下午，與相關的幾個主要單位開會，建議他們注意以下幾個方向：建立一致性、規律與熟悉度。這表示建立秩序、設定明確的界線、促進不同組織間的溝通，以及聘請可定期前來輔導孩子的人員。我也建議，應該只讓受過兒童訊問訓練的人來替德州騎警與聯邦調查局進行司法訪談。

會議的最後，兒童保護處的主管問我是否願意負責協調這些事務。那天，我與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會面後，他們也請我協助司法訪談。當時，我們仍然認為這場危機應該會在幾天內落幕，因此我同意了。我想這會是個有趣的機會，幫助這些孩子的同時也能學到一些東西。我開車到木屋去見這群與眾不同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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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達木屋時，一名巡警在門口攔住我。他身材高大，戴著德州執法標誌的牛仔帽。留著長髮、身穿牛仔褲的我表示自己是來輔導孩子的精神科醫生，而他懷疑地看著我。即使我又表明自己確實是培理博士，他還是說我看起來不像醫生，而且，「那些孩子不需要心理醫生。他們需要的只是一點關愛，還有離開這裡，愈遠愈好。」

後來我發現，孩子們待在木屋的那幾個星期裡，這位巡警是最正面與最有效幫助孩子復原的人士之一。他冷靜沉著，對孩子很好，憑直覺似乎都知道要在孩子需要他的時候適時出現。但是那天當下，他不讓我進門。我對他說：「好吧，我跟你說。你知道怎麼量脈搏嗎？」我看到一個小女孩在旁邊的沙發上睡覺，於是跟他打賭，如果她的脈搏低於一百，我就離開。正常來說，那個年紀的孩子靜止心跳率每分鐘應該介於七十到九十之間。

他彎腰抬起小女孩的手腕，過了一會兒，他露出焦急的表情。「快叫醫生來。」他說。

「我就是醫生。」我回他。

「不，找真正的醫生來。」他說，「這孩子的脈搏飆到一百六了。」

我一再向他保證，精神科醫師是受過正規醫學訓練的醫生，之後，我描述了創傷對兒童造成的生理影響。這個小女孩的心跳速率可能反映了她的壓力反應系統長期處於活躍的狀態。那名巡警知道戰或逃反應的原理──幾乎所有執法人員都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指出，面對帶來壓力的事件時，大腦所大量分泌的荷爾蒙與神經傳導物質──腎上腺素與正腎上腺素──也會調整心跳速率，這是因為需要改變心跳以回應壓力。從治療其他創傷兒童的經驗中，我知道，即使創傷事件過了幾個月、甚至幾年，許多孩子依然呈現過度活躍的壓力反應。這是個穩贏的賭注，因為這個小女孩才剛經歷重大的事件，心跳一定還很急促。

後來，那名巡警讓我進去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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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突襲行動之後的頭三天，大衛分批釋放孩子，一次釋放四名兒童。他們年紀最小五歲，最大十二歲，大多介於四到十一歲之間，來自十個不同的家庭，獲釋的二十一個孩子中，十七個有一個以上的兄弟姊妹。雖然一些前教派成員反駁教派虐待兒童的指控（而且媒體錯誤引述我的話，說我不認為那些孩子受到虐待），但孩子們毫無疑問地已受到創傷，原因當然是警方襲擊莊園的行動，同時也包含他們之前在莊園裡的生活。

有個小女孩獲釋的時候，衣服上別著一張紙條，紙條上頭寫著，等到女孩的親人們看到這張紙條時，女孩的母親已經死去；還有另一個孩子在媽媽與她吻別、把她交給聯邦調查局探員的時候對她說：「他們是來殺我們的人，我們在天堂見。」

莊園發生大火之前，獲釋的孩子們表現得像是父母已經死了一樣（他們離開莊園時，都知道至少有爸爸或媽媽還活著）。事實上，我第一次見到這些孩子的時候，他們正坐著吃午餐。我走進房間時，其中一個幼童抬起頭來平靜地問我：「你是來殺我們的嗎？」

這些兒童並不覺得自己獲得自由。相反地，由於他們被灌輸莊園以外的人都是壞人，加上目睹了暴力的景象，因此感覺自己像是人質。看到我們，他們比之前待在莊園時還要害怕，不只是因為突然與家人分開、到了陌生的地方，也因為柯瑞許的預言成真了。他們以為，如果柯瑞許說「異教徒」會來攻擊他們是真的，那麼，他說我們意圖殺掉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這件事，可能也會是真的。

＊本文摘錄自《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兒童精神科醫師與那些絕望、受傷童年的真實面對面；關係為何不可或缺，又何以讓人奄奄一息！》

作者： 布魯斯．D．培理、瑪亞．薩拉維茲
譯者：張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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