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基於人性的脆弱，每每看到小燈泡爸爸的文都會流下眼淚，但，黃致豪就是「偽善」嗎？
這次華山分屍案的兇嫌找上黃致豪擔委任律師（連結點擊），他接手過鄭捷隨機殺人案、北投女童割喉案、絞殺女友母女案、內湖小燈泡斷頭案、南港小模姦殺案，有著「魔鬼代言人」的稱號，這些經歷讓黃致豪備受人身攻擊，母校也表示對他的失望。
筆者今天想探討的是：「律師為什麼要替殺人犯辯護？」
許多工作都有自己的職業倫理與道德拔河，先前討論過的安樂死（連結點擊）是醫生的難題，在拯救生命與減輕痛苦之間難以取捨，而律師得在自身道德判斷與職業倫理中做選擇，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視為無罪，審判時並須予以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障。 」的無罪推定，及聯合國的《關於律師作用之基本原則》，所有人都有權請求一名律師，協助刑事訴訟的各階段辯護，保護其權利，這是律師的職務，為何黃致豪會引發社會反彈呢？
筆者欲引用社民黨參選人苗博雅發表的貼文，對此事進行逐條分析：
「消防員救火時，不會區分受困火場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槍擊要犯受傷送醫，醫護人員也得盡力救治。
我們不會說救了壞人的消防員是壞的，也不會說治好壞人的醫生是壞人。
那為什麼為重大刑案被告辯護的律師，就是壞人？」
►總幫壞人辯護？
上文的案件皆是兇嫌尋求黃致豪幫助，並非黃致豪主動接案，站在「律師職業」的角度，這是件合理之事情，在此情況下應沒有人會只求利益而賭上名譽；再者，律師的職責是找出佐證讓法官判斷案情，無法將黑色的事情搬弄成白色，每個抗辯的背後都是有效的證據，若是黃致豪幫助嫌犯辯駁的舉動，會改變這個案子的判定，那麼就不是大眾目前認定的「事實」了。
這幾起案件中，加害者所言都符合大眾認知，沒有撒謊或是狡辯，律師的辯護只是維護程序的進行，避免在大眾憤怒下法官「斬立決」，跳過中間步驟滿足社會期待，保護加害者不被添加額外「莫須有」之罪刑，也可防範嫌犯在過程中放棄或尋死。
►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回溯歷史上多起冤案，在當時的風氣中，嫌犯也背負著罪名，遭受輿論撻伐，如果當下知道是「冤獄」那些人就不用蹲冤獄了。在案件發生的時刻，大眾會憤怒，會希望法律給予正義，但所謂的正義是什麼，需要等時間慢慢解析，而非速審速決、立刻處死決平緩怒氣，正好滿足加害人尋死的願望。
「黃致豪律師為多名殺人犯辯護，正是在保障你和我的人權，善與惡並不是二分法，而是光譜的兩端，如果你認為的極惡之人都能得到司法訴訟的保障，那麼不管你站在光譜的那個波段，都會是安全的。」－知名球評、警官石明謹
筆者認為，律師的辯護是「緩衝地帶」，如果沒有這道最後防線，社會風氣極可能會爆衝，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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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的獵巫行為？
「我們總是把精神疾病與風險做了過度的聯想，且簡化了精神疾病的多元性，和它背後的社會成因。」－吳易澄，引用自端傳媒《我們不認識精神疾病，卻在罪案之後集體獵巫？》
多起案件中，加害人被判定有精神方面疾病，可以減刑，這引起大眾討論，也使得精神疾病更加汙名化，黃致豪擁有心理學博士，在司法精神醫學的專業受到撻伐，質疑他濫用精神鑑定幫助加害人減刑。
但，常被忽略的是，精神疾病的減刑需要經過鑑定，若是加害者「沒有異常」，律師及法官也無法依此進行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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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心比心？
「如果是你的家人被殺，還會覺得無所謂嗎？」這大概是殺人事件中，最常聽到的言論了，但是，加害者家屬的傷痛不比受害者家屬少，內在的自身愧疚加上外在的社會輿論，判決後也幾乎等於失去孩子了，龐大的壓力下導致家破人亡，難道他們就不值得同情嗎？呼籲將心比心的民眾，真能夠體會到生出「殺人魔」的孩子嗎？
而在律師的角度，若是將人情事理套入每起案件，真能理性辦案嗎？若是你的家人是加害者，你會選擇隱瞞又或偵辦？我們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加害者，不是相關親屬，沒有在案發現場，根本無法將心比心、套用同理心，濫用這四字只是輕視一切的感受，會更加傷害相關人員。
該如何教育這些「看似正常、內心病態」，或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方是社會共同的議題。
► 預防？治療？
「隨機殺人事不是單靠法律就可以解決，而是需要檢討社會對有問題的群體是不是足夠關心。」－民進黨立委尤美女
「希望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讓這樣子的人消失在社會上」－小燈泡母親，引用自〈上帝的腳沒有踏進的地方〉
在連續殺人事件的重怒後，處決嫌犯之餘，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護小孩、保護社會，鄭捷已伏法，但社會上仍有如鄭捷般的人，要如何預防及治療呢？
這亦是筆者撰寫此文之源，黃致豪為加害人辯駁時，試圖透過心理學尋找根源，達到更遙遠的目的，「有沒有教化可能」卻成為眾人焦點，這個抽象的問題沒有人知道答案，無意義的爭辯也無法解決。
台灣的死刑廢與存已爭論許久，僵持於言論無法改變現況，相較於紙上談兵，黃致豪實質去行動，探究加害者背後的緣由，嘗試以教育的根本改善，預防勝於治療的格局似乎較大。
黃致豪究竟是魔鬼代言人，還是天使的化身，仍有待觀察，但總結以上，筆者認為他不應遭社會多數言論撻伐，回歸律師本身，他只是做好自己份內之事，如他所云：道德與職業倫理其實都只是種「選擇」，並非絕對的二分法，不論選擇哪邊都會受到撻伐，但他的實際作為是值得被看見、被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