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嵐（兒童公益組織「小希望公益聯盟」創辦者）
沒有及時醒來，老師上課了還在打瞌睡的孩子，要接受「清醒」的懲罰。站在自己座位上罰站，同時，舉起一隻手，像竹子一樣，筆直筆直地伸向天空。沈老師開始講課了，她手裡捏著一根教鞭，在講臺上走動，在走廊裡走動，一旦看到誰的手臂微微下垂，只要是彎下來一點點，啪！教鞭抽上去。
一分鐘，三分鐘，十分鐘⋯⋯十分鐘後，舉手─這個平時非常輕鬆的舉動，就成為一種極其可怕的酷刑。你的手臂和肩膀開始顫抖，每一塊相關的肌肉開始痠疼，痠疼到麻木，麻木後又變成深深的痠疼，痠疼到骨髓裡去。
然而，因為對沈老師的恐懼─不，不是怕教鞭─而是你就是怕她，怕到你舉著手，痠疼得想死，想有人來一刀剁掉你的手臂，你卻仍然不敢放下手。你最後只剩下唯一的念頭：想死，想地球爆炸，想被人用槍打死，但是你卻不敢放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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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沈老師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我願意拿出全部生命，取悅於她，讓她饒恕我，允許我放下手臂。
後來我長大後每每回憶起這些場景，我完全理解什麼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也完全理解為什麼美國會立法接納每一個戰俘為戰鬥英雄，並且允許他們在被俘後吐露情報，認定這是合理的。在一種絕對的控制下，在一個人對你的身體擁有絕對支配的權力時，肉體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無盡恐怖，會讓絕大多數人都很快崩潰。
如果「罪行」超過「上課了還在睡覺」，上升到「上課說話」、「不做作業」這樣的「頂級罪行」─沈老師的刑罰也會升到頂級。頗有創意的刑罰。
我還記得，學校雖然離我家近，但卻是鎮上比較差的一所學校。桌椅是簡陋拼湊的，小朋友所使用的桌子，都是空心的，只有一個桌面，桌面底下兩根橫檔─之所以要描寫這麼仔細，是因為只有兩根橫檔的桌子，會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刑具」。
沈老師會把最「十惡不赦」的「罪犯」塞到桌子裡去─不，不是全部塞進去，是把他的兩條腿塞進桌子，然後從他屁股底下把凳子抽走。可憐的「罪犯」必須竭盡全力收縮腹肌，雙手扒著桌面，才能保持重心平衡，不至於整個人朝後倒下去，而一旦倒下去，桌子必定會砸在那人的腿上和身上。
只消幾分鐘，「罪犯」就全身打著哆嗦，汗如雨下，臉憋得通紅甚至發紫，雙手掙扎著拉著桌面，試圖保持住身體平衡。不只是腹肌，全身的每一塊肌肉都在掙扎以保持身體不前傾，不會破壞微弱的平衡而倒下。從來沒有人支撐超過十分鐘。最後的結局都是，「罪犯」絕望地痙攣著，上身繃不住了朝後倒，一屁股摔倒在地，連帶桌子一起翻倒，桌子砸在腿上或肚子上。
說實話，我沒有被塞過桌肚。也許是因為我出於絕對的恐懼，從來不敢在課上說話或不做作業。可是作為戰戰兢兢站在一邊，目睹了全程的孩子，「受刑人」的痛苦和恐怖，我感同身受。三十幾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被罰的同學雙手在桌面上抓時，指甲發出的聲音，通紅的臉和眼睛裡憋出的眼淚。很多年之後，我看了一部叫《火燒圓明園》的電影，裡面有一個顧命大臣被用符紙活活悶死的鏡頭，那抓撓、蜷曲的絕望手指，頓時讓我想起那些在課桌上絕望掙扎的小手。
▲示意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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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師還給我們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是，她帶著一根針來到課堂上。一根大號的、過去縫紉棉被用的針。有小孩的手指那麼長。針的尾部拴著一根長長的粗棉線。陽光從她頭頂的透明瓦片照射下來，針尖閃光。她舉著針，在教室裡走動著，確保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到。
「我講課時，如果有人在底下說話，我就用這─根─針，把他的嘴─縫上。」展示結束，她鄭重地把那根針插在教室正中的一根木頭柱子裡，長長的棉線掛在上面。
四、五十個，接近六十個小孩，一片死寂，甚至連呼吸聲都停止了。今天想來，這只是一番可笑的威脅，但是，對一群六、七歲的小孩來說，它就是真的。地獄是真的嗎？對宗教信徒來說，地獄是真的。心碎是真的嗎？對一個失去至親的人來說，心碎就是真的。而「活活地把你的嘴縫上」─這在一個小孩心裡，就是真的。
我在沈老師班上一年的時間裡，一直生活在這根針的威脅之下。
許多成年人會用自己認為「無關緊要」的玩笑話去戲弄小孩，逼得孩子哭笑不得，甚至以把他們弄到哭為樂。最常見的就是「媽媽不要你了」、「這個東西不給你了，我要搶走」、「把你賣給人口販子，讓你再也見不到媽媽」，最終無一不是以孩子哇哇大哭而告終，我要說，這是成年人一種極其卑劣、極其無知的行為。在成人的世界裡，這是玩笑。在孩子的世界裡，這是真實的恐怖。
他們幼小，還不足以分辨玩笑和現實，他們的智力要到十二歲後才能逐漸區分這些，他們面臨的恐懼和痛苦是真實的，為什麼成年人要以把一個孩子的小世界摧毀崩塌為樂？是因為成人自己弱智到沒有能力和孩子有效互動嗎，還是因為他們心胸如此狹小，承擔不了一個歡樂、活潑、怒放的生命，孩子身上流動的鮮活的能量映照出了他們心中死一樣的絕望？
我獨自用了整個青春期消化沈老師給我的一年創傷。毫無疑問，這樣的創傷可能會伴隨終生。一個老師在孩子的世界裡是一個神祇，他擁有啟動和毀滅一個孩子心靈的力量，而社會和家庭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我整個一年級，驚惶不安、焦慮無比。我的書包因為多次被塞磚頭，很快就裂開了，帶子也斷了。媽媽抱怨我不愛惜東西，尤其是在書包裡倒出磚頭屑時，媽媽會罵我弄壞東西。她卻從來沒有問過，我的書包裡為什麼會有磚頭。
沈老師也沒有給我們任何人留下嚴重的外傷。到我上高中時，有一次在飯桌上，一家人邊吃飯邊閒聊，父母回憶起了那個我們家曾經短暫住過的地方，說起了我的學校，我忽然間說出了整個往事。他們目瞪口呆地聽著。即使他們平時很不耐煩聽我說學校裡的事，但整個故事中可怕的殘酷，也讓他們停住了筷子。
並沒有哭，我甚至是帶著笑的，偶爾聲音會高幾下，我把針、磚頭、課桌每個都講了一遍。我住嘴之後好一會兒，媽媽才不安地開口：「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
我火了：「拜託，我那時才幾歲！小孩子當時懂什麼呀？」
媽媽若有所思地說：「其實妳說的這個沈瑩，我是認識的。」
那個地方很小，基本上人人都互相認識。
「我還認識她媽媽呢，」我媽媽說，「她媽媽以前和我同事過，人很凶的，『運動』起來是個幹將，為人比較毒。」
「十年動盪（編按：即文革）的時候，她因為樹敵太多，後期被揪出來鬥了，啊呀，她當時被人打得很慘很慘的。」
「怎麼很慘？」
「哎呀，就是當時流行的那些折磨人的手段，她可能都經歷了。什麼上老虎凳、坐飛機、掛牌遊街……這些刑罰都有，被人揪住頭髮打得滿臉是血呢。」媽媽平淡地說，站起來盛了一碗湯，「別哭了，喝湯喝湯，唉，妳也真是的，回來也不告訴我們，不告訴我們。唉。」
在後來的很長時間裡，我一直回味這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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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學習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知識後，我推算沈瑩老師的年齡。她成為我的老師時，大約二十歲，剛剛八○年代初，她的青春期和童年，想來就是在一種被惡意虐待的環境中度過。無論是她的母親本身的為人，還是大環境的氛圍，都足以讓她的心靈扭曲。
當她對一群更弱者擁有了絕對權力時，她生命中經歷的所有黑暗都通過惡行在恣意宣洩吧。被她凌虐過的學生，又有多少如被喪屍咬過一樣，終身都帶著黑暗和暴力的因子呢？而這樣的病人，又有多少依然在校園和課堂之上，重複著這樣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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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霸凌者：從兒童到成人、從校園到社會，15個觸目驚心的血色告白》
作者：陳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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