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亦竹（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科日本研究碩士）
＊「以和為貴」與日本的死刑
大和民族，以和為貴。如果你接觸的是以京都為代表的王朝文化，又讀過婉約動人的川端康成作品《古都》，還真的會相信上述說法。
畢竟這種建構於「物哀」（もののあわれ）─—一種來自無常的哀愁─—進而發展出來的美學觀念，再加上少許佛教思想的價值觀，的確很難讓人和暴力、鬥爭聯想在一起。
（圖／Pixabay）
「以和為貴」在日本初見於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憲法的第一條就寫著「以和為貴、無忤為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以是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鄰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充分表現出大和民族以對話及「不要起爭議」為最高價值的民族性。畢竟是日出之國，生氣當然不能到日落（大誤）。
不過以京都代表的王朝文化當然不能代表整個日本，古代天皇家的內鬥就殺氣騰騰，後來發展出來的武士更是把相殺當成重要謀生技能。但是聖德太子一般被認為最重大的功績，是他作為實質上日本佛教之父的地位，他的外交內政成績反倒其次。畢竟不管是日蓮宗的日蓮、淨土真宗的親鸞或是其他不分宗派的佛教宗師，都毫不隱藏自己對聖德太子的尊崇。
今天日本還有「聖德宗」這個佛教教派，在民間也常見所謂「太子信仰」。而日本佛教的大功臣聖德太子所訂定的十七條憲法，卻把「以和為貴」放在第二條「篤信佛法僧三寶」之前，可見「和」對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
的確，如果檢視平安時代以來就廢除死刑的事實，日本似乎真的是個和平的國家。但是這種和平只限定於法律上的規定（平安中後期就算作出死刑判決，也會被減一等為流放刑）和王朝貴族間的一種優雅意識。這種優雅意識並非建立在對生命的尊重或什麼普世價值，而是基於佛教影響怕殺生造業、或是傳統信仰中對於怨靈的畏怖而產生的結果，裡面沒有什麼博愛的高尚精神元素。
▲日本平安時代的武士（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一方面，在沒有死刑的時代，對反亂者的彈壓和征討從未少過，征戰過程中造成的殺害死亡亦不在此限。時值平安時代最末期，參與崇德上皇與後白河天皇政爭落敗的武士源為義和平忠正便遭到處斬，宣告了死刑的復活。源為義是源義朝的父親、也就是後來的幕府將軍源賴朝的祖父，平忠正的親姪子則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平清盛。當時朝廷對兩人處以死刑，讓平清盛監斬自己的叔叔就算了，還命令源義朝監斬自己的父親。
死刑的復活首先施行在當時被視為天皇家番犬的武士身上，朝廷甚至發布這種違背人倫的命令。可見這些崇尚潔淨，因為害怕死亡帶來的「污穢」而不動用死刑的貴族們，其實起心動念為的只是利己的精神潔癖，當對象換成他們認為根本是「人間以下」的武士時，動用死刑或殺害就沒那麼大件事了。
況且武士日常以動武和殺生為業，本身又是平安貴族每天脫離現實、一味追求優雅和精神主義所產生出來的反抗勢力，因此在平安末期死刑復活後，後來的武士政權也繼續沿用這種刑罰。
關於日本文化中對於「清淨」的思考，我們會在另一章作討論。但是崇尚武力的武士奪得政權後，除了像足利尊氏、德川家康這種擁有絕對個人魅力的獨裁英雄型領袖外，其實就連所謂的幕府，只要進入安定時期就毫無例外地變成群體決策型態，其精神類似於今天的合議制。由此看來，就連尚武的武士們，都無法掙脫「和」的控制。
（圖／Pixabay）
從平安王朝文化延伸出來的貴族愛好和平精神，講難聽點就是一種「假掰」，是不想讓自己雙手染血和讓死亡的污穢靠近自己的假高尚而已。這種假掰並沒有滲透到一般的平民階層。
出現於江戶時代的歌舞伎劇目《菅原伝授手習鑑》，描繪的雖然是知名的菅原道真被中傷流放後抑鬱而終，最終在其子菅秀才的時候獲得平反的故事，但是其劇情卻與正史不同，並非將政敵流放到外地，而是在道真死後，藤原家還派出殺手打算幹掉仇人之子，甚至出現下人為解救菅公後代砍下自己兒子首級，欺騙前來滅口的追兵這種慘烈情節。
可見日本人與中國人、台灣人相較並沒有比較文明理性，所謂的「和」絕不是我們現代人所主張的和平精神，而是另一種有趣的精神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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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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