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建龍
＊國稅太有效率，會亡國
開皇十七年（西元五九七年），在漢文帝之後，歷史再次迎來普天下免稅。根據《隋書》記載，這一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除去所有的花費之外，京城的府庫還放滿錢幣，多餘的儲藏甚至堆積到走廊上。由於沒有地方容納新的賦稅，隋文帝下令停止徵收這一年的正賦。
歷史上將這次事件當成是隋代鼎盛的標誌之一，許多人將功勞給了隋文帝。這位皇帝厲行節儉，不僅本人省吃儉用，對待大臣也非常摳門。宮廷裡一切花費能省則省，因而累積大量財富。
在登基三年後，隋文帝罷黜酒坊和鹽井稅，將帝國財政重心放在農業上，農業稅也比北周時期降低許多。
從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農業稅為最重，為每戶五石，到隋代降為每戶三石，唐代則降為每戶兩石。這一切措施令民間的日子更好過，經濟得以快速發展，成就一番盛世。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經驗，一個亂世中誕生的王朝，從開創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
由於漢代一直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復最快的，從漢高祖建國（西元前二○二年）到漢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經過四十年的時間；唐代建國（西元六一八年）之後，雖然很快進入所謂的「貞觀之治」，但貞觀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調整，經濟仍然蕭條，直到高宗時期，社會才開始富裕，進入盛世則是在建國百年之後。
而宋代從建國（西元九六○年）到仁宗（西元一○二二年登基）時期的太平盛世，用六十多年；明代從建國（西元一三六八年）到「仁宣之治」（始於西元一四二五年），也需要五十多年；清代從統治中原（西元一六四四年）到康熙後期社會繁榮，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時期則用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個例外，以隋文帝免稅的西元五九七年為例，這時距離北周滅北齊只有二十一年、距離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離隋滅西梁（南朝梁的殘餘，北周的附屬國）只有十一年、距離隋滅南朝陳，到統一全國只有九年。
在這些年裡，整個中國一直處於戰亂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斷侵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休養生息。戰爭結束的九年之後，隋代就到達繁榮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隋文帝時期剛達到盛世，隋朝卻在他兒子隋煬帝的統治下，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離析。如何將隋文帝的盛世與隋煬帝的衰亡聯繫起來？這讓上千年來的歷史學家撓頭不已。然而，如果從帝國的財政角度去抽絲剝繭就會發現，隋代的「鼎盛」是一種人為製造的泡沫。所謂「繁榮」，不是民間經濟的繁榮，而是帝國府庫之繁榮。
＊為了逃稅，百姓結婚也不登記
隋文帝建立一套極其有效率的抽稅系統，在民間經濟還沒有真正恢復時，就將資源源源不斷的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中，塞滿國庫。所以，本節開頭所描述的繁榮是虛假的，只是政府財政豐裕，卻並不意味著民間富足。
由於這個抽稅系統過於強大，到他的兒子隋煬帝時期，終於抑制不住花錢的衝動，以為府庫充足，於是四下征戰。但他的活動徹底抽乾民間，導致政府垮臺。人們都已經無法吃飯，各地紛紛叛亂，但當叛亂首領打開政府倉庫時，還可以看到堆積如山的糧食。
在三國的魏文帝時期，有不少郡縣新歸附魏國，這些郡縣老百姓的戶籍殘缺不全，逃戶現象嚴重，因此，皇帝希望能嚴格整理一次戶籍。這時，司馬懿上奏說，不能這麼做。正是由於敵國嚴密的控制社會，郡縣的老百姓離心離德，歸附魏國。魏國不僅不應該嚴查戶籍，反而應該寬容，允許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帶。
司馬懿作為當時最聰明的政治家，知道為了財政，政府必須建立戶籍制度讓老百姓納稅。可是，為了不過度壓榨老百姓，戶籍制度又必須有些模糊，如此一來，老百姓能夠逃避一部分苛捐雜稅。歷代帝王也都面臨著這個難題，既不能讓戶籍和土地統計過於混亂，以致於無法徵稅、導致政府失敗；又不能讓統計過於明白，否則徵稅必然過度，造成民間經濟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齊和北周的爭鬥中，北齊屬於統計過於混亂的一類，導致國家滅亡。由於直接繼承自北魏政權，北齊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低，土地、戶籍問題上弄虛作假的成分太大，導致稅收困難。按照戶口繳納的租調最多時竟然少了六、七○％。而由於政府規定未婚之人，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數來納稅，於是許多人為了逃避稅收，結婚卻不登記。
在陽翟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記未婚。北齊的皇帝也知道問題之嚴重，但由於控制力弱、想不出辦法，在財政困難時，甚至不得不削減百官俸祿，裁減人員編制。北周則將土地和戶籍政策執行得更透澈，並實行戰鬥力更強的府兵制，最終吞併北齊，再次完成中國北方統一。
當政權傳到隋文帝時，這位節儉的皇帝建立比北周更嚴格的制度，民間經濟活動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走上另一個極端。
＊本文摘錄自《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文治武功？財稅金融才是國家盛衰存滅的深層原因。「中文世界的國富論」》
作者：郭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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