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芭芭拉‧麗普斯卡（ Barbara K. Lipska，神經科學博士）、伊蓮‧麥克阿朵（Elaine McArdle）
譯／王念慈
我坐在一個擺放著一千顆大腦的空間裡，這一千顆大腦的主人都曾飽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身為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的人腦資料庫主任，我的工作每天都會與無數的大腦為伍。
人腦資料庫就像一座「大腦銀行」，裡頭收藏的上千顆大腦中，囊括了各種因為不同原因無法正常運作的大腦標本；這些大腦的主人生前可能因它們而看見虛浮的幻象、聽見詭祕的耳語，或是深受情緒大幅波動、抑鬱感如影隨形的持續迫害。在過去三十年間，這些由各地收集而來的大腦，就這麼分門別類地保存在這裡。
在這座人腦資料庫裡，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大腦主人是因自殺離世。這個令人絕望又心碎的舉動，正是許多精神病患者的最終下場，而這份嚴肅的事實總是日復一日提醒著我和同事們，必須努力在這個領域上盡一份心力。
每份收藏在資料庫裡的標本，剛送來時都是一顆完整的大腦，鮮血淋漓地密封裝在透明夾鏈袋中，再冰存於裝滿碎冰的保冷箱裡，小心翼翼地運送。這些因血水閃閃發亮的大腦，乍看之下就像是一塊紅肉，讓人聯想不到它曾經是構成「人性」的核心器官。然而，就在這顆大腦被裝入夾鏈袋之前，它的確曾在它主人的頭殼裡，支配那個人的每一個動作和想法。
為了理解精神疾病，並且找出治療、甚至是治癒的方法，研究人員需要有穩定的大腦樣本來源。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就是為此而生，並成為美國聯邦政府在精神衛生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學術輔助機構。
在人腦資料庫，我們會將收集到的新鮮大腦以專業的方式處理，製成可供研究的組織切片標本，然後再分享給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使用。
▲大腦銀行冷凍人腦用電鋸切片保存／示意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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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收集大腦樣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要收集到思覺失調症、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焦慮症和對各種物質成癮者（如古柯鹼、鴉片、酒精，甚至是大麻）的大腦，更是難上加難。
更重要的是，死於重症的精神病患者，例如生前長期躺在醫院、仰賴呼吸器維生，或者嚥下最後一口氣前，使用大量藥物的精神病患者，無法成為人腦資料庫裡的標本。因為精神疾病本身就是一個很難解的謎題，若研究對象同時還患有其他的疾病或病痛，只會徒增解開「精神疾病成因」這道難題的複雜度。
不過，為了解開這道難題，也需要未罹患精神疾病者的大腦，以這些健康者的大腦做為研究時的對照組，比較患病者的大腦與健康者有何差異。簡而言之，不論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腦，還是健康者的大腦，皆是我們收藏的對象。
這裡的大腦樣本，大多是來自附近法醫室的停屍間，被送往該處的大體多半死因可疑或不明。因此，我們的人腦資料庫裡除了有自殺者的大腦樣本，也有不少來自他殺或是死因不明者的大腦。
每天早上，人腦資料庫裡的技術人員都會逐一致電給附近的法醫室，詢問他們：「今天有無可供我們製成標本的大腦？」
收取大腦樣本時，必須分秒必爭，因為一旦死亡時間超過三天，死者的組織就會開始分解，無法將大腦製成標本。為了進行後續的分子研究，必須趕在死者大腦的蛋白質、核醣核酸（RNA）、去氧核醣核酸（DNA）和其他分子裂解前，將整個大腦組織經由專業的步驟保存下來。
電話中，管理停屍間的工作人員會告訴我們的技術人員，在過去二十四小時裡，停屍間送進了哪些大體，並大略告知這些大體的相關資訊。一般來說，這些資訊非常簡略，只能讓我們知道最基本的年紀、性別和死因，例如說：他是一名服用過量海洛因的年輕人、她是一名心臟病發的中年婦女，或者她是一位上吊自殺的青少年等等。
接著，技術人員就會將這些簡短的資訊，彙整成一份候選清單，拿來與我討論，再共同從中篩選出真正需要的大腦樣本。
我們要收這顆大腦嗎？這位死者身前使用了過量的藥物。
或者是這顆大腦？這位老先生的太太跟停屍間的管理員說，他丈夫生前是個酒鬼。
清單中還有一名車禍身亡的男性，就他的資料來看，他生前沒有罹患任何精神疾病的跡象，所以或許研究人員可以將他的大腦做為研究中的對照組；只不過，車禍的過程中，他的頭部有可能已受到傷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應該將他的大腦納為資料庫裡的一員嗎？
▲製作大腦標本必須在人死後3天內，通常家屬都還在傷痛中，不願意捐贈／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基本上，只要清單上的大腦有機會符合我們研究的需求，我都會同意工作人員將這些大腦取回。畢竟，我們所要尋找的大腦樣本何其稀有、珍貴，所以任何機會都必須把握，才可盡力滿足幾乎快供不應求的研究需求。
我們一旦選定了清單中的合適人選，就會一一與家屬聯絡，向他們提出這樣的請求：「請問您是否願意將至親的大腦捐出，供醫療研究使用？」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道很簡單的問題，不過對家屬而言，卻是一份艱難又揪心的請求。因為就在幾個小時前，清單上的這些人都還活著，但就在我們向他們的雙親、伴侶或孩子提出這個請求時，他們卻已永久離開人世；此刻家屬大多還深陷在震驚和悲傷中。或許就是這個因素，才會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家屬願意將構成他們至親樣貌最核心的本質捐獻出來。
當大腦送抵，我們會先標註上專屬的編號，以保護每一位捐贈者的隱私性，接著才會開始用這些大腦進行研究。為了更加了解精神疾病，我們會切開收取來的大腦樣本，深入探討其內部的運作狀態。
我的工作日常，就是周旋在這些大腦之間。而這些被切片和冷凍起來的大腦樣本，全都乘載著我們對神經科學的大好希望。我們深信：終有一天，它們都將向我們吐露自己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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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我決定好好活到死：一位腦科學家對抗大腦病變的奇蹟之旅》
作者：芭芭拉‧麗普斯卡、伊蓮‧麥克阿朵
譯者：王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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