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正式宣告終結，但3年多來的防疫政策，也徹底改變了人們選擇工作的方式，外送員就是一個顯著改變的例子。疫情期間外送員人數增加，但解封後外送員不減反增，人數短短4年間暴增3倍，人數已經突破18萬人。外送員增加是否是其他行業缺工的元兇？他們的工作條件與待遇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而這些改變又如何影響他們的職涯規劃？他們又是為什麼不願意再受僱？
《東森新媒體ETtoday》深入台灣的外送員生活，探索他們的日常挑戰和生活壓力，並透過業界、學者、職場專家等的觀點，剖析這股強勁的職業變革如何改變個人生活和社會結構。在面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這場勞動型態改變，並且找到應對之道？
今年50歲的林長亨，疫情之前是團膳廚師，還曾經當上全台最大Buffet餐廳的行政主廚。但疫情開始後，公司先是宣布放無薪假，從一周一天，一路增加到一周三天，薪資瞬間縮水1/3；接著因為團膳業務減少，公司把他的上班地點，從原本走路3分鐘可達，改調動到要開車40分鐘才能到的地方。再加上公司內部人事鬥爭嚴重，讓他決定離開工作30多年的餐飲業，轉身當起外送員。那一年，他的孩子才1歲。
▲穿梭在道路間的外送員林長亨，疫情前是餐飲業主廚。但疫情發生後，他抗拒再當上班族，嘗試尋求更自由的工作模式。（圖／記者沈君帆、梁建裕攝）
問林長亨，是如何下定決心離開從業30多年的餐飲業？林直言：「環境太惡劣了！」在餐飲業，他每天炒10盤菜跟炒100盤菜，都是領一樣的薪水；餐飲業因薪資不高而留不住人，但同事離職後，變成留下來的人要做兩份工甚至三份工。不僅如此，餐飲業特有的兩頭班，表面上雖然讓廚師只要上午餐與晚餐時段即可，若工作地點離家過遠，下午休息時段變成哪兒都去不了。疫情讓林長亨的工作環境惡化到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付出跟收穫不成比例，我已經沒有什麼好留念了！」讓他果斷離職。
一開始林長亨投履歷投了兩、三個月都石沈大海，眼看再下去不是辦法，他才開始當起外送員。林笑說，當外送員遇過許多新鮮事，包括幫客人送發票啦、買汽油啦，甚至是幫忙打老鼠、代買保險套的都有；一陣子後，因口碑佳，開始有客戶指名要他外送。林想說，這麼多客戶他一個人也吃不下來，不如找幾個不錯的夥伴組「車隊」，如果他太忙案子接不完，就推薦客戶由車隊內的成員來接手。就這樣，林長亨從一位對餐飲業失望而離開的中年男子，轉身在外送業建立自己的幫派。
▲儘管疫情已經解封，人們生活陸續恢復正常，但在台灣服務業中，每個角落都反映著人力的短缺問題。（圖／資料照片，記者梁建裕攝）
林長亨的故事並非特例。疫情期間，人們外出需要戴口罩，外出用餐也有許多限制，連帶住宿、餐飲業無薪假人數大增，最高峰多達1120家住宿及餐飲業實施無薪假，波及人數將近2萬7000人；一直到去年下半年陸續解封後，情況才慢慢好轉。但當住宿、餐飲業開始準備復興，老闆們開始召回以前的夥伴要來大幹一番時，卻發現這些人都不願意回來了。
台北華國大飯店行銷企劃部經理伍允嘉說，餐廳「超級」難找人，尤其是外場員工，非常難找，流動率也高；即使目前薪資已經比過去增加15%，但還是有些基層員工跑去當外送員，不願回來。目前餐廳還在持續招募中，住宿的部分只能先把公共區域的清潔外包，再讓中階主管頂替其他整理房間工作。
疫情解封後，服務業紛紛抱怨「找不到人」，但外送員的人數卻增加迅速。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與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2019年全台外送平台共有4萬5129人，但到了2022年底卻已增加到18萬5347人，短短4年增加14萬人、暴增3倍。為什麼人們寧願吹風淋雨跑外送，也不願回服務業工作？
▲外送員唐吉，原本是數據分析師，在疫情爆發後因受不了服務業無意義的長工時，決定轉當外送員至今。（圖／記者唐鎮宇攝）
外送員唐吉的故事，也許可窺見問題在哪。31歲的唐吉，疫情前原本是知名素食餐廳後勤人員，負責行銷、專案管理與數據分析，每天固定上下班，只要份內工作完成，很少會需要加班。他在這家餐廳工作5年來一直相當穩定，也順利成家；但有天這家公司換了新的執行長，開始讓他的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唐吉說，新執行長認為坐在辦公室上班的人就是「沒有休假」、「沒有加班費」，「坐辦公室的人就是責任制」，職場氛圍開始越變越差；執行長沒有下班，主管也不敢下班，像他這樣的基層員工就更不敢走。原本每天下午5時就能回家的他，常常搞到晚上9時、10時還在辦公室，回到家時老婆早就睡了，「大家都不知道留在辦公室幹嘛！」
有一天，執行長要求唐吉，要等一批印刷品到貨才能下班，「我去問說：『這批印刷品是隔天要用嗎？』執行長說『不是，但我就是要你今天完成』」變成唐吉就是得在辦公室瞎等，「而且不算加班，也不能補休！」
唐吉說，一開始本來以為新官上任，只有一、兩天「沒關係」，沒想到後來接連好幾個月都是這樣的日子。唐吉說，「上班到後來，每天都是無謂的耗時間跟等待；如果加班可以補休還好，我也沒有一定要加班費；但連補休都不能補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到底在幹嘛？」讓他決定要離職去當外送員。
新冠肺炎疫情剛爆發的時候，也是唐吉剛開始投入外送產業的時候。起步雖然辛苦，但唐吉很快地就感受到當外送員的好處。唐吉說，那時候他小孩才一歲多，他除了可以接送小孩到保母處外，平時小孩若突然生病，他也可以隨時送小孩去急診。如果接到數據分析的案子，他也可以暫時不上線，專心在家分析數據。
現在唐吉一個禮拜跑外送5天，每天大概跑6到7小時。他說收入和過去當上班族時差不多，但工作時間只有一半；而且只要他有出門上線接單，「你都看得到錢在哪，感受跟當上班族真的差很多！」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資料，2021年住宿及餐飲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中位數，較2012年增加了22.4%，在大行業分類中排名第三，但最後數字也僅有36.8萬元，在全部17個行業中排倒數第三，僅比教育業與無法分類的「其他服務業」稍高。
另一位40歲小王開始當外送員後，反而開始修復與老婆、小孩的關係。小王原本在百貨公司美食街擔任內場廚師主管，資歷將近20年。看似主管階級，但小王說，他的工作時間就是責任制，得長時間待在店裡，只要門市臨時有事或缺人，就是他負責處理。有一次，百貨公司半夜要消毒，要求關店後得把所有廚房器具搬出來。為了不違反《勞基法》，小王先讓員工準時下班，晚上10時打烊後，他一個人把所有器具搬到店外，一路忙到凌晨3時多；之後回家洗個澡、休息一下，早上7時多再回到店面，把所有器具搬回廚房，準備早上10時的營業。
小王說，原本規劃再做一陣子「搞不好可以自己當老闆」，沒想到遇到疫情，小孩全部居家上課，需要有大人在一旁盯功課、準備三餐；老婆也忙著打理早餐店生意，結果兩人都忙得不可開交，「搞到快要離婚了！」為了挽救家庭，小王心一橫，索性辭職當起外送員。
小王說，以前早上如果爬不起來，就沒辦法送到小孩；回到家後小孩都睡了，「他們看到爸爸的時間不長，就不會很黏我」。當外送員後，不但可以接送小朋友上下課，有時接到比較遠的外送單，他乾脆帶著家人一起外送，順便沿途吃吃喝喝散散心。以往過年、連假、六日，都是餐飲業最忙的時候，現在小王每週一到週五上線跑外送，週六、週日直接「不幹了」，下線在家陪家人。
小王說，很多夫妻因為疫情居家上班，整天「大眼瞪小眼」摩擦反而更多；但他因為疫情當起外送員後，與老婆交集的時間更多，感情反而更好，「我討厭疫情，也感謝疫情！」
▲Uber Eats在4年間外送員人數增加近7萬人，業者表示是因疫情期間許多人體會到遠距上班、工時彈性的好處。（圖／業者提供）
▲foodpanda在4年間外送員人數也增加超過5萬人。業者認為除了疫情期間勞工為了維持生計而轉做外送員之外，也和當時外送員可優先打疫苗有關。（圖／業者提供）
為什麼越來越多人去當外送員？國內外送員人數最多的平台、foodpanda資深公共事務經理郭昕宜分析，外送員增加與兩項因素有關，一是疫情間裁員與實施無薪假，勞工為了維持生計而轉戰外送；二是疫情期間讓外送員優先打疫苗。
Uber Eats公關總監潘瑞蓮則說，外送員可以依自己的需求調整工作時間，這是許多傳統職場無法提供的。疫情期間，許多人體驗到遠距上班、工時彈性的好處，可能促使更多人選擇加入外送。疫情後雖然各行各業陸續恢復，但像旅行社等尚未完全恢復，就有人會選擇做兼職外送員。
疫情解封後，傳統服務業紛紛抱怨「人都跑去做外送」而缺工，甚至批評「年輕人不願意吃苦」要求政府開放移工，但一名不願具名的外送平台業者說：「這是真的嗎？」
該業者說，外送員資歷跟薪資報酬高低的相關性確實很低，外送員對平台也沒有歸屬感，甚至在資歷上寫著「當過外送員」，對未來求職的加分效果可能比便利商店店員還差，但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加入？業者說：「因為外送是一個公平的工作」。
該業者說，跑外送雖然收入沒有辦法很高，但起碼沒有貴賤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再加上高彈性、高自由度的工時，多勞多得，比起傳統服務業「高工時低薪、沒有加班費、同工不同酬」的情況，起碼是比較平等的。業者直言，外送員人數增加就是供需問題，「當服務業無法提供好的勞動條件，外送員人數就會增加」。
外送員人數增加，除了和服務業長期低薪之外，工作環境與氛圍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長期觀察台灣勞動市場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分析，住宿及餐飲業業者都說「已經加薪了」，但疫情後各行各業都在加薪；住宿及餐飲業雖然加薪幅度高，但基礎太低了，所以整體還是低薪。
再看工作環境。辛炳隆說，台灣服務業長期以來都是低附加價值，只能靠壓低成本，或是「把一個人當兩個人來用」，透過長工時來壓低成本、創造利潤。但疫情後，勞工嚐到遠距上班或工時自主（如自己決定上班時間）的甜頭，就會萌生想要離開服務業的念頭。如此一來就會產生學理上「補償性工資差異理論」的現象，就是當原本工作環境比其他工作差的時候，原本工作給出的待遇就要更高，否則勞工就會離開。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李健鴻說，台灣因中小企業佔比高，當市場景氣變差時，老闆能挺住的時間很短，為了活下去，就會對員工採取斷然資遣或降薪；等到景氣好的時候，又會採取低底薪、高獎金制度，增加彈性空間。時間久了，台灣勞工受到很多不開心的對待，覺得被剝削、壓榨，想要拿回更多自主權，就會選擇去創業，或當外送員。
對於外送員人數增加，勞動部官員說，受僱等「典型勞動」有明確的工時、休假與退休金制度保障，確實比較周延；但對於外送員這類「非典型勞動」，每個人職涯會遇到不同的狀況跟轉變，有人可能面臨不得不的狀況；且隨著社會演變，就業越來越多元，外送員可能不是只有做這一份工作，其他時間可能在開店、當YouTuber、接案......，可能是好幾個兼差工作的總和，對於選擇受僱或當外送員都尊重。
▲外送員在外送途中找了個空檔，坐在樓梯上吃著便當。專家認為，外送員工作雖然自由，但背後也存在保障不足等隱憂。（圖／記者沈君帆、梁建裕攝）
外送員人數增加，看似是自由的選擇，但其實對個人職涯發展、退休生活經濟安全甚至國家勞動力發展都有隱憂。
首先是個人職涯發展。辛炳隆說，外送員工作學習曲線很短，很快就可以做到很老練，但所獲得的報酬並不會隨著年資或經驗增加多少，想要賺得多，還是得靠工時來換錢。對國家來說，已透過低學費的高等教育政策栽培這麼多大學畢業生，對人力素質投資是一種浪費；對勞工個人職涯發展也不利。
yes123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也說，青壯年是累積薪資與職務的職場黃金期，短期兼顧家庭轉行當外送是還好，但若脫離時間超過3年，確實不利重返原行業。
再來是工作保障。有學者指出，承攬類型的外送員越來越多，會變成「勞動者越來越多，但受法令保護的勞工越來越少」的情況，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李健鴻說，外送員和派遣工、臨時工一樣，是屬於工作中斷不確定與薪資收入不確定的非典型工作，除工作年資無法累計、沒有升遷外，受到勞動法令保護的部分也少。因無法累積勞保與就業保險年資，沒有失業給付，也無法累積勞退等退休金。
雖然外送員等自營作業者可到職業工會投保勞保，累積勞保年資與老年年金；也可比照受僱勞工，自願提繳收入的1~6%到個人新制勞退帳戶參與政府操盤投資，但依勞動部統計，目前有自願提繳的自營作業者僅1萬3000多人。且外送員因沒有雇主，還少了雇主每月依薪資提撥6%的新制勞退退休金，等於少了一半退休金累積。
況且外送員可能不是真正的「自由」。長期關注外送員議題的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邱羽凡分析， 外送員看起來好像可以自己決定工時、自己安排的工作，但仍受到許多限制。如外送業者會片面變更報酬，過去外送員跑一單可以賺到120元，現在普遍已低到30、40元；業者設計的報酬獎勵機制，要求外送員必須跑越多，等級才會提高；等級提高，趟次獎金的單價才會提高。但要維持該等級，就必須一直維持這麼多的趟次，讓外送員被迫在機制中不停追著趟次跑。
邱羽凡還舉例，有平台規定「不能經營自己的客戶」、「被客訴就停權」、「送單後必須在現場等待10分鐘」、「送達後沒拍照回傳，若發生損失需自行負責」等，讓外送員看起來好像「自己是老闆」，但本質是「假承攬、真僱傭」，「你以為你有自由，但其實你沒有。」
再者，外送員工作場域仍有許多風險必須自行吸收，除了因為趕單發生的車禍外，遇到暴力傷害、性騷擾的事件時有耳聞。
依勞動部解釋，若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是承攬關係，外送員完成任務後就可以領到報酬，平台不能要求外送員要在哪工作，不能要求工作時間、工作過程等，也就是「你付錢，我辦事」。但若是受僱，平台業者雖對上述都可以要求，也要負擔勞工休假、加班費等，還要幫勞工支付勞保、提撥勞退金，若發生車禍也要給予職災補償等。
邱羽凡提醒，我國對於外送員是否是「承攬」的認定，仍停留過去「有沒有強制穿制服」、「有沒有強迫買保溫箱」等層次，態度相對消極；但近年歐盟已在討論立法，若外送員無法決定自己的報酬，那就不是承攬制，就是受僱的勞工。邱說，外送員當然可以是承攬制，每個人選擇職業也應該獲得尊重，但政府應確保是「真承攬」，讓外送員獲得真正自由。
《就業情報誌》顧問臧聲遠建議，外送做為副業是沒問題的，但若變成全職工作，因無法升遷與累積薪資，「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對職涯都是有弊無利」；若在轉換工作期間一邊學習新技能，一邊利用外送維持生計，同樣是OK的，「但這段期間越短越好」，避免跨過整數年齡關卡（如29歲跨到30歲，34歲跨到35歲等），有助於降低就業市場壓力和刻板印象帶來的隱性困擾。
▲越來越多人選擇投入外送行業，成為疫情之後時代的標記。（圖／記者梁建裕攝）
儘管在外送的領域找到一片天，但當問起他們：「會想要回去受僱嗎？」林長亨一下說「不想」，但想了一下又說：「還是會」。他現在在跑外送的時候，都會順便觀察哪個路口的人潮多，「如果要回去（當上班族），也是自己開店！」
唐吉則還是會想回去受僱。他說，雖然外送員很自由，可以讓他兼顧家庭，1個月最多可以賺到5萬，最少3萬元左右，大、小月收入不穩定，讓他有點不安心。他想，等孩子再大一點，需要爸媽支援的時間變少、學費開銷變大的時候，還是會想回去當上班族。
新冠疫情後，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動。外送員不願意再回去內場下廚、不願意回去坐辦公室，不願意再忍受不合理的對待，寧願到街頭頂著烈日送著一單又一單的外送。這是他們疫情後，找到與生活對抗的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