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林益世案的第一審判決，法院對貪瀆犯行全以無罪論，而僅以七年四個月為輕判，因與民眾的期待有所落差，不僅引來輿論的撻伐，甚而有名作家發起向台北地院嗆聲的運動。惟針對此備受批評的判決，是否能藉由現行的究責機制，而讓此爭議攤在陽光下，以來接受檢驗，卻是個更該深思的問題。
法官若曲解法律而為裁判，即可能觸犯《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罪，若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有罪，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使其無罪，更觸犯《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的故為出入罪。只是此等罪名，空有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重罪型態，卻極難被適用。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基於對審判獨立的尊重與維護，以致於此類犯罪，僅限於明知且故意曲解法律而為適用的情況下，才足以成立，若僅是因疏忽或因法律見解不同，即難稱之為所謂枉法裁判。
依此而論，林益世的第一審判決，即便有民眾向地檢署為枉法裁判等罪的告發，但由於此案尚屬未定之天，若檢方開啟對法官的調查，就會受到干涉審判的指責。又關於公務員職務行為的界定，即便法官不採最高法院在扁案所建立的實質影響力說，而傾向於採取較為限縮的法定職權說，但在法律規定不明確，且司法實務對此爭議亦無統一見解下，實難合致於所謂枉法裁判罪。
至於在證據採擇上，尤其是針對陳啟祥所提供的錄音帶，法官處處為有利林益世的認定，雖讓人質疑，其他不為人知的被告是否亦能同享此「高規格」的司法對待。但在這些錄音帶乃遭剪接下，對此類證據加以否定，並因此對索賄行為以無罪論，乃在符合罪疑有利於被告的證據法則，自也難認為法官構成故為出入罪。
所以，針對法律見解有爭議的判決，基於刑法的最後手段性與對司法獨立的維護，自無法以刑罰為優先手段，而只能求之於法官評鑑制度。而依據《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5款，只要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致情節重大者，法官即應付個案評鑑。人民似可依此對法官為個案評鑑之申請，但依據《法官法》第35條第1項，卻須經由法院組織、檢察署、律師公會或民間司法團體為審查同意後，才得送請評鑑，致造成進入評鑑的前提障礙。
更糟的是，依據《法官法》第30條第3項，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成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也就是說，類似林益世案的判決見解，即便引來如此多的批評與憤怒，也不能經由法官評鑑來為檢視。努力了二十年所建立的法官評鑑機制，如今看來，反成為法官免受監督的最佳保護傘，實顯得相當諷刺。
面對林益世案的輕判指責，法官當然可指稱，此不過是回到罪刑法定與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民眾的指責，要非不解法律、即是情緒的反應。只是必須強調公平與正義的法院判決，卻有如月亮般的陰晴圓缺，就算有再多、再華麗的法律論證，也只會使司法更加的遠離人群。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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