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關於李宗瑞案，台北地院日前為第一審判決，針對受關注的妨害性自主罪，雖合併數罪累計為十八年半的宣告刑，但法院卻推翻檢方所起訴的加重強制性交罪，而僅以趁機性交罪處。如此的結果，未必代表檢、審對法條的認知差距，而是在於性侵害案件，關於證據與事實找尋的困難。
關於李宗瑞所涉及的性侵案，檢方當初起訴的法條，乃為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其法定刑為七到十五年的重罪。而由於此案被害人眾多，若皆能證明有此等罪行，雖可為刑期的累加，但依據《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的限制，其執行刑最多只能為三十年，檢方即據以求處如此的最高刑度。
只是在性侵害的案件裡，被害人往往因害怕再次受傷害，而未能立即求助於醫療與警察機關，則最不易保全的跡證與受害證據，必將因此流失。尤其是在下藥的場合，行為人因未使用暴力，自不會在被害人身體留下傷痕，若未能即時採集體液為檢測，恐將無任何物證可言，即便在李宗瑞事件裡，有偷拍光碟為證，這也只能證明有性交，甚或是趁機性交之事實，欲定以藥劑為強制性交罪，恐仍有一段距離。也因此，於性侵案件的審判裡，被害人的陳述即成為最重要，甚或可能是唯一的定罪證據。
而原本被害人於法庭外的陳述，乃屬於一種傳聞，應被排除審判之外，但為了避免出面指認的被害人須不斷接受訊問，而一再將其傷口翻出，依據《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就規定有被害人的身心創傷，若已達無法陳述的地步，法官即可以檢警的被害人筆錄為證，而成為傳聞證據的例外。只是此例外條款，不僅要件極為嚴格，且為保障被告詰問權之故，適用的機會並不高，被害人仍必須出庭作證。
而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第1項，法官於此種案件審理，為了避免被害人直接面對被告，就應以科技設備為適當隔離，但因被告有程序權保障之故，仍要給予其與律師的詰問權。惟即便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第4項，對被害人過往的性經驗有不得詰問之明文，但被告方必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藉由各種詢問，如是否常上夜店、是否常有一夜情等，以來將案件導向是為金錢、甚或是兩情相悅的性交。整個審判過程，就可能由對被告的定罪，轉向是對被害人的道德指責。
所以在李宗瑞案裡，由於證據的缺乏，或者證明力的薄弱，法官基於罪疑惟輕原則，變更檢察官的起訴法條，而改以較輕的《刑法》第225條第1項，法定刑為三到十年的趁機性交罪處斷，實突顯出性侵害案件，於第一時間掌握相關跡證的重要性，若喪失此時機，則不僅使被害人得面臨不斷出庭與受詢問之苦，欲定被告以重罪，顯也相當困難。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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