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一般正常人的大腦（上圖），詹姆斯法倫（James Fallon）的大腦（下圖）顯示，與同理心相關的額葉活動很少。（圖／James Fallon）
記者林蕙娟／綜合報導
2005年10月的某個下午，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倫（James Fallon）看著連續殺手犯的大腦掃描──這是他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C Irvine）裡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他翻看著數以千計的PET掃描（正子斷層掃描），尋找大腦解剖模式與現實世界裡心理變態傾向的相關性。
法倫說，「當時我看著許多掃描，有殺人兇手、精神分裂症、抑鬱症和其他正常的大腦；同時，我也在做阿茲海默氏症（失智症）的研究，所以把我和家人的大腦掃描也放在裡面。」
法倫接著說，「我在這堆掃描影像裡，看到一個明顯病態的影像。」這個影像顯示，在與道德和自我控制相關的額葉和顳葉區域的活動很少，他發現這張掃描出自他的家族成員，便去檢查他的實驗室PET機器是否故障了（結果完全正常），便決定他一定要找出到底這是誰的大腦影像。當他看著編號，看到的竟是：這個心理變態的大腦，就是他自己的。
怎麼辦？大多數人應該選擇不會告訴任何人，因為太恐懼或太尷尬，怕被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但法倫不然，他把這項發現在TED Talk的演講中說出來，接受NPR採訪，更在上個月出了一本新書《精神病患的內在》（The Psychopath Inside，直譯。書封見左圖），在書中，法倫告訴大家，為何像他這樣一個婚姻家庭美滿的男人，竟和連續殺人犯有同樣的思維模式。
「我從來沒有殺死任何人，或強姦任何人，」法倫說，「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是，也許我的假設是錯的，這些腦部區域不是反映精神病或殺人犯的行為。」
於是，法倫做了一系列的基因測試，結果得到更多的壞消息。他說，「我擁有所有跟侵略性、暴力和低同理心有關的高風險等位基因，例如與攻擊行為相關MAO-A基因變體。」最後，基於進一步做神經和精神病的行為研究，他乾脆決定，「我的確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只是一個相對好的一種，就是『親社會心理變態』（pro-social psychopath）」──這種人缺乏同理心，很難對人產生同情，但仍會把自己的行為控制在社會所接受的範圍裡。
說來，這個發現對法倫來說，也不完全讓他震驚，因為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一個權力和操縱欲強的人；此外，他的家族裡有7名殺人犯，包括惡名昭彰的麗茲波頓（Lizzie Borden），她在1892年被控殺害父親和繼母。
事實上，一個有著與精神病患相同基因和大腦的人，居然可以「非暴力」，而成為穩定和成功的科學家，讓法倫重新思考「精神病」一詞的多義性，畢竟，並非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會殺人，像法倫這樣的人，會出現其他心理變態的行為。
法倫自我分析，「我很討厭競爭，我不會要求我的子孫參加比賽一定要求勝。我是一個混蛋，成天做些讓人受不了的鳥事。不過，當我有侵略性的時候，我的攻擊性會昇華，我寧願與人爭辯，也不會動手打人。」
為什麼法倫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其他有類似基因和大腦的人會演變成暴力行為，最後待在監獄裡？法倫曾經是一個基因決定論者，但現在他對「基因對行為的影響」的看法已經更「進化」，他認為，他的童年經驗，有助於阻止他走上可怕的那條路。
「有人愛我，這保護了我，」法倫說。部分原因是在他出生前，媽媽多次流產，所以父母對他十分關愛，他認為這就是關鍵。
這對應到最近的研究：他的大腦呈現5-羥色胺轉運蛋白特定的等位基因，這被視為他具有較高的精神病傾向風險，但進一步的分析顯示，還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影響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精神病患特徵的低活動區域）的發展，讓該區域受到更多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正面（或負面）的童年經驗，對行為模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當然，除了基因和外在環境，還有一個第三要素：自由意志。「自從發現這一切，並著手調查後，我就努力試圖改變我的行為，」法倫說，「我更加自覺地去做『被認為是正確的事』，並更會考慮別人的感受。」
法倫補充說，「同時，我不是因為這樣做使我變好，而是我能很驕傲地向世人和自己證明，我可以不受『那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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