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日月明功涉嫌集體虐死高中生一案，目前已由檢察官密集為偵查，並對包括創辦人陳巧明在內的相關人等向法院聲請羈押。而此事件也讓人思考，台灣對於宗教團體，到底該有如何的法律政策。
台灣在戒嚴時代，因禁止集會結社之故，國家對於宗教團體乃採取嚴格管制，甚而對於某些新興教派，還採取嚴厲打壓的政策。但在解嚴之後，各種限制紛紛解禁，故過往受到打壓的宗教團體，即如雨後春筍般浮出檯面，致呈現出自由與多元的現象。
惟在1990年代中期，台灣卻因宗教掃黑之故，致引發宋七力、妙天與太極門等三大案件。檢察官於當時，不僅沸沸揚揚對道場進行搜索、扣押，甚而還對相關人等為羈押，並以法力、神力、練氣等為修行方式，因無法得到科學證明，故必屬詐欺來起訴主持人及其信徒，但此三大案件在歷經十多年的纏訟後，皆以獲判無罪為終。法院的理由不外認為，對於信仰，只有信與不信，而無真與假的問題，若僅因科學無法證明，即來加以否定，甚至認為是詐欺手段，不僅紊亂了宗教與科學的界限，亦嚴重侵害《憲法》第13條的信仰宗教自由之保所以，從法院對三大教案最終為無罪判決的結果，即可看出，現今台灣宗教團體不僅多元，且於法律上亦採取極為寬容與自由的態度。如就宗教團體的設立申請來說，內政部只能採取形式審查，而不能以有違法或侵害他人之虞來否定其成為人民團體。甚而宗教組織若不欲依法設立成為人民團體，亦屬於其自由，政府亦無權干涉。依此而論，基於對人民結社與信仰自由的保障，只有宗教團體或組織於涉有不法或侵害他人權利時，公權力機關才可為介入。而內政部雖一直有制訂宗教團體法的想法，但或許是為避免走回頭路之故，此構想就一直處於草案研議的階段，致難於成形。
而在日月明功事件爆發後，或有認為，為了防止類似悲劇發生，是否有必要藉由刑罰來禁止所謂邪教組織。只是欲為此等立法，馬上面臨的問題是，在價值多元的現今，如何界定正、邪？甚且在不可能明確化此概念下，關於邪教與否，勢必得由執法機關，包括警察、檢察官與法院來進行界定。則在各機關可能有認定差異下，就可能產生因人、因事而異的差別與恣意對待，致形成一種不平等，更可能使此法條成為箝制人民信仰與思想的工具。
更須注意的是，基於政教分離原則，即國家對於各種宗教，不管是新興、還是傳統宗教，都必須保持中立的態度，則若將邪教組織入罪化，等同由公權力機關介入何為正教、何為邪教的爭執，將因此使國家失去中立的地位，致違反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
由日月明功事件，或許讓人有對宗教團體必須為事前管制的想法，只是須深思的一點是，宗教不會害人、只有人才會害人。也因此，基於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國家對於宗教團體的對待，仍得堅持「不能事前審查、只能事後處罰」的法律政策。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