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語羚／台北報導
高雄監獄劫獄案掀起獄政改革聲浪，受刑人鄭立德等人的訴求凸顯台灣監獄存在許多不合理情況，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說，監獄的功能應該是教育、感化，而不是只有管理，台灣的監獄在管理思維下讓受刑人欠缺基本人權，出獄後也無法融入社會，可能又因犯下其他罪行再度入獄，不斷惡性循環。
台灣監獄裡擁有最高權責的人是典獄長，法官只負責審判而已，陳志龍說，法官不能判刑後就不管，應該要介入監獄的執行權責，歐洲許多國家的法官都會插手監獄內部情況，但台灣法官只有審判，刑責執行都沒有管，在刑事訴訟法、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都沒有完整的措施。
陳志龍說，台灣的監獄沒有明確的基本人權目的，照理講應該是「矯正」受刑人的地方，要有好的老師給予正確的人生觀。刑事執行的法官應負責受刑人管轄，而不是拼命判刑之後把人丟到監獄，好比一個人生病住院，但醫生都不管也不醫治，出院之後還是會浮現許多毛病，最後就是要再度住院。
▼監獄不能只有管理，教育與感化也相當重要。（圖／澎湖監獄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台灣的監獄環境相當封閉，陳志龍認為這促成了監獄次文化，也就是幫派文化的形成，與外界的主流文化完全相反，受刑人在監獄裡度過幾年時光，已經與外界完全脫離，出獄後也無法融入主流文化的社會，再度犯案回到監獄的比例相當高；另外累犯加重也應該全部取消，這是環環相扣的問題，法官不管監獄的狀況，受刑人出獄無法適應社會，累犯又要加重，導致監獄裡的受刑人越來越多。
受刑人的基本人權也是極需改善的，在德國受刑人可以組成自己的公會，捍衛自己的人權，陳志龍說，「受刑人是最需要基本人權的人」，德國監獄會允許親人陪伴受刑人的期日，顧及受刑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在台灣並不是如此，而是一味隔離。在採歐洲如德國以人權觀點的完整的刑事執行法，才能系統地解決監獄執行的弊端，及有效地以法治觀點處理監獄執行事項。
台灣監獄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所有監獄容量上限是5.4萬人，但是受刑人卻有6.3萬，整整高出9千人，陳志龍認為，主要的問題在於監獄裡關了非常多的菸毒犯，台灣刑法政策應該要整個改變，可以參考德國以財產刑日額罰金為主、自由刑（有期、無期徒刑）為輔，這個原則一旦確立之後，相對犯案較輕者可以罰金取代監禁，入監服刑的人數也會大幅減少，這才能根本的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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