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中強表示，如果整場運動不過度遷就媒體，將新聞中心設在議場，與參與者的溝通、信任可以更成功。（圖／本報資料照，記者陳明仁攝，下同）
專訪／記者劉康彥
回顧太陽花運動的上層決策，從最初學生與NGO合開的「聯席會議」，後來擴大為固定20名學生、10名NGO成員的「代表會議」，以及賴中強、黃國昌、蔡培慧、呂忠津、林飛帆和陳為廷為首的「九人決策小組」，卻始終難解「下情難以上達」的問題，導致運動後期，部分NGO成員與學生出走議場，成立「賤民解放區」，力主權力／利共享。
決策成員的組成反映出整場運動對「空間」的侷限性，律師賴中強受訪指出，「代表性」當然可以做得更好，但最大問題在於「資訊落差」。他強調，當下所有人皆感受到台灣面臨巨大危機，即使背景不同，主張、訴求、理念也未必一致，但都決心要「做些甚麼」，因此在立院周邊可以看到不同群體的代表。
賴中強表示，聯席會議或代表會議所能影響的對象，就是議場內、青島東路與濟南路主舞台，確實也是這股運動的最大決策與指揮體系，「但是不只是這樣」。他指出，包括賤民解放區、基進側翼、公廁、公投盟、林森南路8巷、台聯與民進黨，這些團體有無可能整合成單一決策體系，賴中強說，「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覺得可以儘可能做，但是也沒有那麼樂觀。」
他解釋，改善「資訊落差」才是重點。當初媒體攝影機24小時架在議場內，讓議場成為整起運動的發言中心，但很多資訊應同步讓參與運動的群眾接受，甚至把媒體中心拉到青島東路或濟南路，舞台上的主持人也可以帶領民眾討論、分析資訊，「但是我們並沒有做到，我覺得這是這場運動，在群眾溝通上犯的最大錯誤。」
賴中強感慨，雖然後期確立決策成形後，應主動至青島東路、濟南路、林森南路8巷直接溝通的原則，不過「坦白講，那時候都已經太晚，先前資訊落差導致的不信任感已經產生」。他表示，如果不要那麼遷就媒體，把新聞中心放在議場，太陽花運動參與者的溝通與信任可以做得更成功。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