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千千
張博涵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2014年底受邀至曼谷藝術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re）從事藝術創作，因為喜歡面對真實的人、真實的社會，她持續將日常生活經驗與藝術連結。
曼谷藝術文化中心位在暹邏區（SIAM），鄰近朱拉隆功大學。9層樓的建築，內部仿造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螺旋式設計，營造出特別的展示空間，並聚集許多創意小店與餐廳，吸引許多年輕族群與觀光客到訪。
曼谷藝術文化中心於2014年推出一項新的展覽計畫－－《[-]1: ‘The Great Artist Of Tomorrow Will Go Underground’ — Marcel Duchamp》，根據空間、觀眾、藝術家和作品分成數個子計劃，其中張博涵所參與的《Autopilot》係將創作場域移至展場內，以實驗性的手法，挑戰展覽與空間的關係，觀眾在不同的時間點參觀可以看見作品不同階段的呈現，由於藝術家的行為也是展示的一部分，觀眾隨時可以與藝術家互動。
計畫將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們放進同一空間內，希望藝術家們互相能有交流與合作，並反映在作品的呈現上，因此不同於一般策展時作品會事先定位，曼谷藝術文化中心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展間，由藝術家自行選擇喜好的區域進行創作。
▲展覽以實驗藝術先驅－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的預言命名。（圖／張博涵提供）
張博涵在二歲前曾與雙親同住泰國，因此原先申請計畫時，她提出了：「假使二歲後仍然居住在泰國，會有何種成長經驗？」的構想，期望藉此構築出平行世界的另一個自己，探索可能的生活樣貌。
但到了當地發現實際情形與當初預想的完全不同，館方告訴她沒有足夠的時間、經費與人力協助她去找尋自己的過去，連後來創作的過程也相當克難。「我原本以為美術館有工廠，可以自己買木料來做門，但沒有。」當她好不容易借到一把鋸子，卻發現是一把生鏽的鋸子時，彷彿註定踏上一場充滿各種插曲的旅程。
當張博涵到達曼谷藝術文化中心時，許多區域已被當地藝術家選走，只剩下展間的中央位置，「那是一片沒有牆的空地，頓時有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但同時，她也開始思考可以如何運用這塊空間。
後來她決定做一扇可以繞一圈的門，藉由門的開與關，構成空間的轉置，抽象地連結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也運用影像設計出一系列的裝置作品，將到曼谷後觀察到的現象融入其中。
▲在曼谷期間張博涵結交了許多泰國朋友，泰國人的熱情與善良讓她難忘。（圖／張博涵提供）
在設備、物資與預算都缺乏的情況下，張博涵只能尋求外界的幫助，卻也因此體驗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好比說尋找門的過程，彷彿歷經一場奇遇記。
「我每天都和計畫助理哭訴說我都沒有錢做門，我都沒有門，門怎麼辦？」她露出哀怨的表情重現當時的情景。她形容當時不堪其擾的計畫助理只好加入幫她找門的行列，碰巧助理的室友Mina家裡經營木頭工廠，一行人便開著車，前往二、三個鐘頭車程外的曼谷郊區。
▲計畫助理、Mina爸爸和張博涵開心地與門合照。（圖／張博涵提供）
聽到這裡，不得不感嘆這情節充滿奇幻色彩，張博涵認同的說：「而且那天是聖誕節耶！就有一種呼～一個荒野冒險的感覺，一直開一直開。」
而與Mina父親的相遇也充滿驚喜。「我去過台灣……」曾經在桃園當過二年移工的Mina父親一見到張博涵，努力地用僅剩的中文詞彙拼出對台灣的記憶，不僅讓她覺得這一切湊巧的難以置信，也讓在場的其他人嚇了一跳。
「爸爸人非常好，他似乎什麼都想給我，廁所門啦！實木門啦！讓人感覺盛情難卻。」不僅如此，Mina父親還堅持買啤酒請她們喝，一邊喝啤酒，一邊吃香腸，讓原先還在苦惱找不到門的她開心的說：「我覺得Mina爸爸就是聖誕老人。」
至於剩下的材料，則是某天她走在路上，發覺有一堆準備丟棄的木材，她思考了一下，決定鼓起勇氣詢問泰國工人。「我用google翻譯，一個詞一個詞表達，我是藝術家，對就是藝術家，不要的，木頭，可以給我嗎？」
於是捐贈的廁所門和廢棄木材，成了她的創作素材，儘管歷經不少波折，但最後仍舊完成了預期的創作。無論在她返台後的今天是否仍舊展示，抑或是隨著展覽的結束而被扔棄，那扇門早已超脫國界與存有，持續連結著她與那裡的一切。
▲玻璃園廟專門接收、整理民眾不要的物品，再以非常低的價格轉賣給有需要的人。（圖／張博涵提供）
你想去哪裡？
結束曼谷藝術文化中心的計畫後，張博涵並沒有馬上回台灣，而是搬到素有曼谷小日本之稱的鵬蓬輕軌站附近，一個名叫Tentacles的空間進行駐村，在那，她做了另一件影像作品《where do you want to go》。「我覺得在那裡比較好玩，但也比較傷心。」
由於這項計畫偏好研究型創作，讓藝術家得以從事自身感興趣的題材，張博涵花了許多時間到處走動觀察，從城市角落挖掘素材。
碰巧Tentacles附近有一個摩托計程車的駐點，每當她去超市採購時，總會經過那，不時與司機們有所互動。便利的摩托計程車是曼谷繁忙交通下的一種解套，隨時可見各式各樣穿著橘色背心的司機們穿梭在大街小巷，摩托車對於這位台灣籍藝術家而言不僅有著強烈的情感連結，也是在地庶民文化的一種展現。
▲摩托計程車司機雖為個體戶，但彼此間以團隊合作的方式，讓每位司機都有出勤的機會。（圖／張博涵提供）
張博涵表示，橘色背心不僅是司機的職業象徵，也在穿上的那一剎那，將人的主體性給掩蓋，物化為一種交通工具。然而，當司機脫下背心，儀式性地卸下工作身分後，他們自己會想要去哪呢？於是從一件背心，延伸出整個拍攝計畫。
「我一開始並沒有先預設立場說我要訪談誰，也沒有要求他們一定要分享溫馨的故事或什麼。」在不打擾司機們工作的前提下，幾經嘗試拍攝與反覆思考後，一名留著微卷短髮的中年女性－Mayuree Muenthong成為她的影片主角。
影片的一開始，Mayuree坐在家中述說著自己從事這份工作的緣由。塗鴉、熊玩偶、衣物和各式家用品，張博涵以一種緩和的敘事角度，讓觀者從「家」這個私密場域出發，編織出對主人翁生活的想像。「我一開始到她家蠻吃驚的，五坪大的套房住了六個人，最小的女兒還在上國中卻已經在超商打工，全家都得工作才能維持經濟平衡。」
對Mayuree而言，摩托計程車司機是一份低門檻、時間彈性、僅須耗費勞力的職業，是迫於生活與經濟壓力的無奈。因為不能選擇顧客，除了遇到外國籍顧客會有語言困擾；身為穆斯林，面對教義規定不得與陌生異性有肢體上的接觸，Mayuree也必須承受內心的掙扎。
當Mayuree在拍攝期間載著張博涵往返車站與家時，漫長的行駛過程不僅僅是種記錄，更讓觀者藉此成為Mayuree，或被她所乘載的任何一個人，一同去她想去的地方。
▲雖然語言不通，但張博涵用心地請朋友協助翻譯，並親手寫下一張張手卡與司機們溝通。（圖／張博涵提供）
正如Mayuree在那之後不斷地重複訴說著對於清邁的美好期望：「我之前曾經去過清邁，那裡是多麼的美麗，但我的小孩從來沒去過，我希望能夠和他們一起去。」透過張博涵的視角，觀者所看見的不再只是某位司機的狀態好壞，而是在一幕幕的轉換中，感受到這輛機車上所承載著的，是一個母親對於家的責任與愛。
儘管藉由攝影的紀實手法，展現出某種現象的實際存在，但張博涵認真的強調，她並不是特別想要藉由影像呈現出人物的悲慘狀態，而是碰巧拍攝了Mayuree，而Mayuree過著較為艱辛的生活，假使今天換作是另一位司機，或許是快樂的故事也說不定，一個人的好與不好，不能推論到整個群體上，所以她並不希望觀者被此給限制住。
張博涵補充，那個摩托計程車駐點大約有15位司機，但並非每位司機每天都會上班，也有大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因此相同的一份工作除了從中獲得收入以外，對於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我問她，從司機們身上她看見了什麼？張博涵說，是一群認真生活的人。如果未來允許的話，她希望能夠繼續完成未完成的記錄，收集每一位司機的故事，並將整個創作計畫發展得更完善，呈現更豐富的生活樣貌。
後記
在曼谷生活的期間，張博涵觀察到族群間的貧富差距，每天經過的路上持續興建商辦大樓，裡頭工作的全是泰國人，蓋著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能力住進去的房子。而另外一頭則是一排高檔日式餐廳，與工人常去的小吃路邊攤形成強烈的對比，從「吃」這件事情上就足以將族群一分為二，但卻同時發生在同一個時空。
儘管外貌容易被誤認為是日本人或韓國人，也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日文，但面對外界對她應屬於哪一方的劃分，她卻選擇讓自己在那時成為一名努力嘗試訴說泰語的台灣人。
「好想回泰國噢！泰國人都對我好好噢！」張博涵懷念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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