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聶隱娘》奪導演獎。（圖／CFP）
文／張馨之
侯孝賢以《聶隱娘》作為題材，探究歷史中的深層人性
《聶隱娘》導演侯孝賢出席68屆坎城影展記者會時談到，東、西方文化若回歸深層的人性本質，「文化共通性」是理解創作的基礎。文化為人類的生活方式，而此方式是由某一群體所建立的，並且透過世代相傳而形成。文化的共通性特質，卸下文明演繹後的各種裝備，可溯源自生物本能，及人性更深層的集體意識，而文化的理解在此基礎上形塑而成。
身為台灣人，我們共同關心台灣文化，卻一直難以向外人細說台灣文化。直至出生於80後90前的這一代，中國文學、歷史、地理依然佔有中學以下文史教育的大篇幅的版面，對於台灣文化的理解依稀薄弱，然而，我們依然願意在此生活、嘗試認同這片土地：我們的台灣，包含多重文化、多重認同、多重想像的複雜性格，隨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引動下代代承繼。台灣藝術文化工作者處於複雜的文化理解、劣勢的國際情勢，仍能展現高度細膩敏銳的人性觀察及視覺美學，透過創作發表立足國際舞台。
詩人黃靈芝以日文創作俳句，拼湊台灣文學啟蒙散落的片段。
台灣人對於文化自覺的啟蒙，究竟溯源至何時？台灣紀錄片導演黃明川於2015年發表的《櫻之聲》，紀錄了日據時期接受日本教育，且歷經戰後台灣政權移轉的9位「跨語世代」重要詩人，而9位詩人，至今僅存2位在世。在台灣歷史上幾乎被遺忘的特殊「斷代」，卻是台灣人建立本土意識及國際觀的初苗。這些接受日本教育的文人、高知識分子，在經歷政權移轉之後幾近於「文盲」，9年、甚至15年之後才具備小學程度的中文能力，對高知識分子而言，如同失語般痛苦無奈。
然而，語言的隔閡卻無法蒙蔽知識份子的發聲，其中堅持以日文創作的詩人黃靈芝（1928-），在俳句上成就超凡，於2006年獲日本天皇頒贈「旭日小綬章」，表彰其數十年來台日文學交流的貢獻。對黃靈芝而言，他替自己的文學選擇了一個最能貼近內心所感的語言，此無關乎政治、種族、宗教的信念，而是創作自發性的積累與體現，是真真實實的、台灣文學散落的片段。
▲ 台南鹽水天主聖神堂外的聖母亭，供俸台灣第一座｢中華聖母子｣像，與台灣民間信仰的媽祖諸多形似。（圖／作者提供）
台南鹽水天主聖神堂，尊重包容的文化遺存
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格，在台灣各地的歷史文化遺存展露無遺。如德籍方濟會士胡國臨神父，於1955年開拓台南鹽水天主聖神堂，採以中式廟宇的外觀，並用漢字、詩詞、神牌與香爐的中式祭祀觀念，輔以牆面彩繪的中式壁畫，將聖三圖像、諸神聖及天使畫像的服裝及面貌，以中華民族傳統形象表現，彰顯宗教文化在地化的時代精神。而教堂外的聖母亭建造為中式古典六角亭，以單一巨木雕刻而出的台灣第一座｢中華聖母子｣像，聖母瑪利亞身穿宮廷式長袍、於特定節慶時頭戴鳳冠，與台灣民間信仰的媽祖(天上聖母)諸多形似，使其在中式廟宇林立密度之最的大台南地區格外顯趣。
我們無可否認台灣文化是如此交融的存在，歷代台灣人的文化意識，各自彰顯時代的表徵及歷史的段落。即便我們仍舊對於先祖的血脈無所詳知，仍處於斷裂的、異質化的自我定位，但透過各方的文史資料載記與文化遺跡的維護，能夠包容、超越政治與信仰的精神歧異，將是台灣文化自覺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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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之，《ETtoday東森新聞雲》撰述副總編輯，台北教育大學藝術造型設計研究所畢業。以「人文藝術」為生涯發展職志，學生時期從事藝術教育工作多年，曾任帝圖科技文化公司公關企畫經理、藝術總監，後接任藝術部總經理。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兼任講師、里莎藝術工作室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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