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台灣決不同意「一個中國」，要打破「亞洲價值」

▲李登輝。（圖／本報資料照／記者楊佳穎攝）

網搜小組／台北報導

前總統李登輝率團訪問日本，22日受邀至日本國會議員會館，發表題目為「台灣的典範轉移」的演講，演講全文同日PO到李登輝臉書粉絲團，極具高度與深度的內容，引發熱烈迴響。網友紛紛留言表示，「這個演講太棒了！」「您是卓越的領導者，不會因為時光歲月，改變或動搖聲望與魅力。」

李登輝的演說談到，「1945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50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1988年本人繼任總統時…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後來在1998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1999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轉移。…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1988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2000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我現年92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5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