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國大選裡的兩管「大砲」：川普(左)與桑德斯。(圖／翻攝自網路）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新加坡《聯合早報》2日刊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撰文、題為《亞洲為何沒有川普或桑德斯》的文章。
文中說，川普與桑德斯在美國政壇崛起，讓世界震驚。美國給世人的形象，一直是個政治可預測及穩定的國家。極端主義或邊緣運動可能在其他國家出現，但美國政界一般都是中間派人士如傑布․布希(Jebb Bush) 或希拉蕊․柯林頓。讓人驚訝的是，前者已經退出美國總統選舉，後者的前景仍有變數。
到底是什麼回事？這僅是一個短暫的政治現象？還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轉變？拿這個現象跟亞洲做比較，或者可以凸顯一些影響政治走向的結構性課題。簡單的說，悲觀的政治氛圍為邊緣政客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極右派的法國「國民陣線」黨魁瑪琳․勒彭(Marine Le Pen)的崛起也是如此。
向來主導美國政治的樂觀政治情緒已經轉移到亞洲，其結果是亞洲明智的中間派人士纷纷在選舉中勝出，例如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5月)、印尼總統佐科威(2014年7月)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2015年9月)。 為什麼亞洲社會會轉向中間政治，美國和歐洲部分地方卻走向邊緣呢？
簡單的說，期待有更好未來的社會，選擇把命運交給可以託付的人如莫迪、佐科威與李顯龍；對未來感到恐懼的人，卻把希望寄託在邊緣人士身上。川普與桑德斯的崛起清楚顯示：美國人對他們的政治體系失去了信心。理論上，美國人有一個由人民選出及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事實上，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是為特別利益團體、而非普羅大眾服務。 美國政策被利益團體挾持的觀點，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進一步強化。
美國銀行家幾乎摧毀了美國經濟，但鋃鐺入獄的大銀行家只有一人。當桑德斯表示：「聯準會並不監管華爾街，而是被華爾街監管，這是讓人遺憾的事實。我們必須讓銀行為經濟生產和所有美國人服務，而不是一小撮富有的投機者」時，可以說清楚反映出美國人的憤怒。
桑德斯說：「如果國會沒有辦法管好華爾街，那我們只有一個選擇：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拆開，讓它們再也不能摧毀美國人的工作、家庭和畢生儲蓄。」 不平等及長期失業讓情況雪上加霜。桑德斯說，美國頂尖0.1%富人擁有的財富，是底層90%人口擁有財富的總和。沒有幾個白人中等收入的家庭相信，自己的孩子會有比他們更美好的未來。結果，仍在高漲的普遍憤怒情緒引發了極端政治。
相較之下，一些亞洲社會(不是全部)對民粹主義敬而遠之，採取了經濟上必要、但不討好的措施。莫迪果斷的取消了繳稅收入超過1萬4600美元納稅人的燃油津貼。佐科威也同樣廢除燃油津貼，僅保留為柴油提供0.07美元的少量津貼。 李顯龍誠然遵照其父李光耀的教誨，不實行國家財政預算無法承擔的津貼。就連面對政治困境的馬來西亞首相納吉，也推行了讓許多人怨聲載道的消費稅。
這些不討人喜歡的政策無可避免的引起一些不滿。但這些領導人都沒有改弦易轍。他們堅持「正確」的措施，因為這可以確保更美好的未來。 許多亞洲領導人受到李光耀的啟發。李光耀曾說：「我一直設法做得正確，但不是政治正確。」他相信應該讓人民明白一些「硬道理」，而並非採取權宜之計。
在美國和歐洲目前被悲觀情緒籠罩的政治環境，說實話的從政者會被選民懲罰。德國總梅克爾表示，除了人道主義原因，對高齡化的德國來說，敘利亞難民也是一種人口紅利。然而，她卻因此受到懲罰。更讓人吃驚的是，向來明智的瑞士人發動公投修憲，把犯下謀殺罪或在10年內犯下兩項輕罪(如超速駕駛)的外籍人士驅逐出境。把外籍人士描繪成害群之馬的政治海報也出現了。
西方的民粹主義可以被消除嗎？答案是肯定的。不過，媒體別一面倒的負面報導，必須有正面報導的平衡。一般西方人相信，世界正脫離正確軌道。媒體也是如此報導。但客觀來說，情況並沒有這麼糟。 長期來看，軍事衝突呈現減少趨勢。貧窮率也下降。中產階級在世界各地出現，新興市場也崛起。度過目前的衰退，明天會更好。簡而言之，有了適當的領導人，西方國家也可以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未來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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