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聲伴「小燈泡」一路好走。（圖／記者黃克翔攝）
文／周偉航
台灣近年持續發生隨機殺人事件，雖然與國外相比發生率仍然偏低，甚至有數據指出台灣是全世界最低的，但只要發生一次，就足以引起社會整體的震撼與不安，連日發生，更可能造成有如恐怖攻擊的心理效果。
多數人傾向以重刑來解決相關問題，但就學界與實務的雙重角度看來，現有懲罰方式（包括死刑），除了安撫社會人心之外，不見得對於扼止類似犯罪有明顯的效果，甚至也不清楚是否會造成反效果。因此，死刑或其他重刑於此較類似「安太歲」「收驚」之類的宗教儀式，信者對其效果言之鑿鑿，不信者認為這根本就是亂槍打鳥，或是毫無實效。
之所以這些司法手段的效果難以確定，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缺乏對於隨機犯罪的全面研究。一是因為犯罪個案數量太少，難以從量化角度進行客觀分析，若由整體社會角度進行觀察，則因為觀察範圍太大，無法控制環境變數，很難確定是因為執行死刑造成這類犯罪數據升降，還是因為經濟改善或其他社會推力之故。
就算有些學界單位排除萬難進行獨立調查，方法上也多集中在單一領域，通常只能掌握片面的資訊，缺少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質性分析。
此外，這類犯罪的隨機特性，可能代表其成因是多元的，但多數司法調查，仍想辦法將之歸類情殺、仇殺、財殺這三種常見範疇來切入，這當然就可能失之武斷或簡化。
要根絕隨機殺人，治本之道應是找出這類犯罪最常見的幾項成因，並且透過政府或社會力量一一解決或排除。
但因為片面研究或推測性的論述太多，因此像是「經濟不景氣」、「社會階級停止流動」、「精神醫療照護網有破洞」、「缺少對高風險家庭的關懷」、「吸毒人口擴張」、「暴力電玩泛濫」等等理由都有人主張，但與個案均無法建立直接、有效的因果連結，也就無法說服政府或社會團體投注資源、加強管理。
▲有媽媽帶著小女孩，給「小燈泡」溫暖送行。（圖／記者黃克翔攝）
那為何不進行整合型與深度的研究呢？
只要試著設計研究計劃，就會知道難處之所在。要找到隨機殺人犯罪的成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對犯案者的個人生活史與家庭狀況進行全面的調查，從他近期的活動情狀，一直回溯到他的成長背景，甚至是出生前的家庭結構，並廣及其意識形態與生理狀態，甚至包括基因研究。
這已超出合理的司法偵查範圍，難以由司法單位獨立進行；而學術單位在未取得當事人和家屬同意的狀況下，也不可能針對當事人的隱私做這麼全面的探查。若未取得當事人同意，以「對社會有利」之名直接展開調查，則會有侵害人權（包括嫌犯家人）的研究倫理爭議，甚或違反相關法令。
不是犯了罪之後，我們就可以不顧嫌犯與其家人的隱私權，讓各界以學術研究為名，任意取得其個資。而且這類研究可能涉及基因，其研究倫理問題就更加嚴肅了。
但因為量化研究困難，若要找尋最關鍵的犯罪成因，就需要直探這些最隱私的部份。那該如何是好？
像美國一樣，訂定專法解決倫理與法爭議，授權特定單位來進行專案調查？立院會支持嗎？一心只想擴大「絕對死刑」以滿足民意的保守派立委，可能對此種研究不感興趣；而傾向自由主義陣營的民代，更必然會認為這是侵害人權。
就算有了法律授權，國家是否願意撥出預算，組成專責小組對隨機殺人個案進行長期追蹤研究，也是個問題。
首先，這種事情過了新聞熱潮後，多數民眾就不會關切，少了民意推力，又有多少民選官員、民代會在意？
其次，有時得到的結論不宜公開（可能形成對特定族群的歧視），只能讓司法、行政單位內部參考，百姓或民代的「好奇心」無法滿足，也可能轉而會阻礙這類案件的研究。
更何況，是否要投注這麼多的資源來防杜相對罕見的隨機殺人，是很有討論空間的。
不論是政府、學界，或是社會整體的民力，均屬有限資源，是否該配置於極難掌控又罕見的隨機殺人案件之上，這就不再是個倫理或法律議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但現在除了立委民代漫天喊價，好像死刑不用錢之外，行政官員不是如某市長一推二五六，說政府力量不夠，就是像某院長誇大強調司法力量，主張重刑可以治百病。這不是在推責任，就是在討好民意，根本無心面對問題。
政府當然不可能包山包海承擔一切，但至少可以出面整合資源，協調各方。台灣社會若擔心此類事件發生率疑似增加，那當然就該集中相關政界、學界與司法資源，在合法的狀況下進行調查，或是在民意機關的授權下盡可能進行深刻的研究，找出最有可能的幾種成因，並推動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近日的案件中，比較遺憾的，除了民代亂放砲之外，就是各級行政單位的隱遁，讓人感覺這些政客所想的，就是等風頭過了，即可恢復太平盛世。如果隨機殺人事件是世道滑坡向下的警訊，那現在就是有承擔者出面踩煞車的時刻；身為政治人物，不敢出來擔就算了，還一臉想坐在車上兜風的模樣，日子過那麼爽，就等著翻老帳的報應之日來臨吧。
●作者周偉航，筆名人渣文本，經營粉絲專頁「特急件小周的人渣文本」，輔仁大學哲學博士，專長為倫理學，曾從事政治公關工作，目前為時論專欄作家。本文不代表公司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