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重安判無期。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近年殺人案的判決，許多法官認定有教化可能，因此獲判無期徒刑，教育刑的觀念越盛，引起社會討論，教化真的有用嘛？因為根據法務部的資料，2011至2015年間，殺人罪入獄者有2107人，其中87人曾有殺人的前科，也就是說有4.1%的人出來可能再犯，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王薇君就曾說，「教化不好再犯，法官負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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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幾起重大的殺人案件，張鶴齡毒殺母子3人、男大生燒死前女友、龔重安割喉國小女童、台南湯姆熊案曾文欽割喉小5男童，這些案件都被認定有教化可能，或是符合《刑法》第19條的減刑原則，逃過死刑，但教化怎麼衡量？教化成效好嗎？獄方其實也很難保證，據法務部統計，過去5年間有將近4.1%的殺人前科者，等於出獄再犯性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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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的教化目的，主要是受刑人入監之後，接受教誨師或是宗教信仰來導正觀念，有些甚至安排做技職訓練，好讓這些人出獄後自謀生路，但成效卻很難保證，據《蘋果日報》報導，台中地院行政庭長莊深淵表示，「當法官貼著案件呼吸審理後，才能判斷被告是否有教化可能，這其中包括犯案動機、和被害人家屬的互動等。」
莊深淵也說，「但如果只是根據被告在法庭上痛哭道歉，還有給家屬的道歉信或懺悔等，就判斷他們有教化可能，就容易引起爭議。」另外像是《刑法》第19條，精神障礙者需要做專業鑑定，「不過有些法官會要求專家，針對教化可能做鑑定。」教化或許可以量化，但是否採信，則是法官心證，教育刑看似成趨勢，但如何讓被害家屬和民眾信服，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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