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忍被利用? 柯一正驚爆:大陸早準備對付台灣藝人


▲談戴立忍事件,柯一正爆大陸準備對付台灣藝人。(圖/翻攝自YouTube)

網搜小組/綜合報導

知名演員、導演戴立忍因被貼上「台獨」標籤,結果遭大陸製作方換角,即便事後已發表3046字聲明,澄清無政治立場,但仍舊無法滅火。對此,導演柯一正18日在《新台灣加油》節目上爆料,「他們其實早一步已經在準備對付台灣的這些藝人,我覺得戴立忍可能是就是被這樣子利用。

柯一正指出,在戴立忍被換角風波發生之前,有一些影視工作人員簽約時,就會附帶一個合同,若因為參加政治事件,使劇組受到損失,就得負起賠償責任,「所以在這個事情之前,可能他們已經在做準備了。」

柯一正研判,戴立忍可能因他在大陸也一定名氣,所以才選他當箭靶。柯直言,藝人是傳導力量最大的一個媒介,對岸要每一個人慢慢地表態,做進一步的傳播,「我控制了你,你只能講我要你講的話。

對於戴立忍的聲明,柯一正則認為,大陸方面是完全不滿意,並推測雙方事先一定有溝通,希望他能講些什麼,但「戴立忍沒有講出他們喜歡聽的話」,像是「我是中國人」這類的話,這會是將來所有藝人都會遇到的問題。


戴立忍聲明全文

大家好:

首先,對於最近因我個人造成的紛擾,深感抱歉。

這次有機會和一群極優秀的電影人合作「沒有別的愛 」,我個人滿心感謝。很遺憾因我個人過往作為引起爭議影響眾人辛勤的投入。我對於投資方和全體工作人員深感抱歉,本人也支持片方做出的換角決定。

網路上有很多對我個人的疑問,我想試著溝通說明。

家父49年離開大陸時是個學生,因為戰亂中斷學業十年,後來到台灣接續完成學業,當一輩子教員直到退休。父親因教職緣故曾加入國民黨,後因我舅篤信馬克斯主義被迫逃離蔣介石政權下的台灣前往大陸,父親為此受累憤而退黨,並告誡我切勿加入任何政黨。

緣此至今我不曾加入任何政黨,或任何政治組織。我從來不是台獨份子,也從未倡議台獨。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父親是大陸人,母親是本省人,我沒有割裂自己血緣的想法,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根不會斷、身上流的血脈也不會斷。

從小我被教導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自幼父親描述大陸山川壯麗景況深深影響我,總有一天得要親自走遍那些壯闊。隨著年紀增長我才知道回大陸並不容易,兩岸交流前的70、80年代台灣被壓抑的鄉土文化爆發,我的目光也從遠眺大陸看到腳下的土地。

兩岸交流以後,大陸各種現實資訊迎面撲來,一大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在眼前開展,所有事物都新鮮,我慢慢試著重新拼圖理解,點點滴滴。

隨著數次政黨輪替,兩岸關係出現種種變化。在台灣我關心的不是誰當選執政了,我關心的是政策是否照顧平民百姓、整體資源分配是否公平、生活環境是否更加妥善?因此,過去幾年看到某些弱勢個體、弱勢群體的求救被忽略時,我會透過臉書轉發,希望他們的處境能被看見。

2002年底我拍攝的短片拿了幾個獎,那陣子會有一些學校或學生社團邀我帶那短片去分享。其中有學生邀我去和一個基金會的年輕人分享,於是我同樣帶著短片去放映,放映後讓學生提問,整個過程大概一個半小時。

這些天我從網路上才得知那個基金會叫春雨基金會,和台灣民進黨有關聯。我請托朋友代我詢問查證,得知那次電影分享在2003年上旬,是春雨基金會第一次舉辦青少年活動,也是至今我和春雨基金會唯一有過的接觸。

那陣子帶著短片幾次分享下來,我自覺口才不佳,之後便婉拒各種說講邀約,近六、七年來更是一次也沒應允。

2006年我執導高雄市形象廣告,那幾年我主要工作是廣告導演,我自小學二年級搬到高雄,直到大學又搬到台北就讀定居,可以說是高雄人,這也是高雄市政府找我擔任導演的原因。

2008年高雄市成立電影拍片支援中心,當時我正準備拍攝一部取材自真實故事的電影「不能沒有你」,由於真實故事就發生在高雄、台北二地,所以我除了申請高雄拍片中心的支援,同時申請台北影委會的支援。那年高雄拍片中心協助了7部電影的拍攝,我的電影是其中一部。而至今獲得高雄拍片中心協助的影片己超過百部之多。

電影上映前後獲得許多獎項,對於才剛成立的拍片中心是很大鼓舞。隔年拍片中心希望我能再有電影去高雄拍攝。於是我遞交了一部新電影的企劃書,也獲選了,但幾個月後我認為自己沒準備好,於是放棄了拍攝計劃。

「不能沒有你」在台灣反應還可以,前總統馬英九先生特地撥冗看了,之後還公開呼籲公務員都應該看這部電影。

我常看舞台展演。一位久未聯繫的朋友邀了幾回,2010年4月5日我去台北國父紀念館看了神韻舞蹈團的演出。如同一般演出,結束散場時演出團體或記者總會堵著公眾熟識的面孔採訪美言幾句,我客氣地詢問了該演出在台灣共做了多少場次?記者回答已經半個月了,總共是一個月的演出。「歌舞劇在台灣沒有這麼多劇場觀眾呀!?」我說。接下來短短幾句採訪上了編輯檯之後,就是在網路上可以找到的舊聞。

也是那回之後,我才知道神韻舞蹈團的成立背景。隔天朋友問我感想,我說就一般舞劇演出而言比較刻板、少了點創新之類的。或許我的直白朋友不愛聽,這位多年未聯繫的朋友又斷了聯繫。我個人並無宗教信仰,不曾參加也沒有支持其相關團體。

2014年3月16日我抵達深圳參與電影工作,又從深圳飛北京,直到4月21日完成工作才返回台灣。這一個多月當中,台北有位立法委員只花30秒便宣布完成了關係兩岸未來發展的服貿協議的審議程序,隔天便引發往後22天的太陽花學運(2014年3月18至4月10日)。

太陽花學運背景脈絡並不單一,陸續包圍立法院在外圍聲援、聚集的民眾,估計也不乏抱持各種主張,但最大公約數還是對於當時台灣經、社、政種種現狀的焦慮,因著立法委員不正確的審議程序意外觸發了。

在深圳的我透過新聞得知,擔心學生和警方發生衝突導致流血事件,於是透過網路轉發了幾則醫療資訊、呼籲對話解決、警方慎用武力。很遺憾這樣的網路轉貼沒有作用,流血事件還是發生了。事件結束後,幾十個學生、民眾成了被告。當我回到台北時,事件已經落幕十一天了。

2001年開始意識到地震頻仍的台灣小島卻要蓋第四座核電廠是個隱患,因此參加反核遊行。平和地參加遊行,保護你相信的價值,在當時已是生活在台北的一部分。

2013年起,每到週五黃昏之際,便有一些民眾會來到自由廣場席地坐下,溫柔而堅定地表達反對續建核四廠。那一兩年中,得閒時候我也會去廣場坐下來,在那裡可以聽到不同立場的意見。廣場是公共空間,有時陌生人認出你會過來要求合照,也有時會要求你拿個字板拍照。字板內容從祝朋友生日快樂、求婚,到五花八門各種議題都有。

當有人拿爭取香港普選字牌希望拍照時,當下我沒有多想便答應要求。這是我政治敏感度不足,無從預料後來會衍生那樣激烈的衝突,個人感到遺憾。

2014年香港佔中期間我在台灣拍片,由於不熟悉運動的脈絡,畢竟不是自己熟捻的社會背景,我轉發了一則佔中事件背景由來的媒體報導,期望朋友認識和了解,減少誤解的可能。

2015年夏天我又離開台灣,在LA、北京等地工作。從新聞得知台北一位高中生因教育部課綱微調爭議,採取自我結束生命的激烈手段時,感到非常惋惜。我在個人臉書上寫了大悲無言四字,並開始在網上找資料,試圖理解為什麼一個年輕學子會這樣做。

幾天後,偶爾看到一則即時影音新聞,其他幾位學生在同伴失去生命之後,有了一次與教育部長對話的機會。媒體直播這次對話,現場學生們面對官方式回應激動崩潰嚎啕大哭,相信看到那一幕的人都會擔心這些孩子們在無路可出的絕望下,怕是會有模仿效應做出不可挽回之事,於是趕緊在臉書批評了教育部長,用意在委婉呼籲學生自我期許珍惜生命。我不知道這樣的安撫貼文能否被學生看到起作用,卻因此被台灣媒體名嘴批點為支持反課綱。

就我個人理解,課綱微調產生爭議在於程序和內容兩大部分。但那陣子一個高中生在臉書貼文提及慰安婦是否自願的疑問,引發爭議,雖然這位高中生公開道歉了,但此一失言不斷被放大,幾乎淹沒了主要訴求。

質疑慰安婦是否自願,無庸置疑,絕對是錯的,形同再次對受害者施暴。

至於台灣各黨派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依法在選舉前公告,網上可以查詢。曾有政黨舉辦網友推薦票選不分區立委名單,這樣的活動不需經本人同意,只要網友推薦就會列入票選。我也被少數網友推薦,結果得票數少到該政黨根本沒聯繫我,也沒有將我列入正式名單。

過去我參與公民運動是社會參與,並非起於政治行動,更無關於特定政黨的支持,那是對於弱勢或不公不義事件的發聲,也是透過社會參與的公民責任。

我對這一切沒有隱瞞,我的不善詞辯經常給他人造成困擾,面對誤解也總以為時間是最好的證明。生在台灣多元社會裡,我始終在學習尊重與包容,對於他人的信仰信念即使與我不盡相同,我也要求自己必須尊重,偌若因此造成不必要的誤解,我都必須深刻檢討。

也懇請大家未來不再針對全體工作人員辛勞完成的影片,我個人願承擔所有責難與後果。

文長語贅,再次為這些日子造成大家的紛擾,致上我最深的歉意。

戴立忍 謹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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