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學教師少得比學生還快，調查教育部資料，生師比惡化才是高教人才供需失衡的關鍵，而非少子化。(圖／記者季相儒攝）
《高教崩壞》系列一
文／蔡百蕙
編按：因國人傳統不喜在虎年生育，1998年虎年是我國出生人口首度跌破30萬大關，該年出生者將自今年起開始進入大學就讀，因此預估本學年度大學新生將較前年大減近1成、約2萬人，各大學招生面臨重大瓶頸關卡，即所謂「105大限」。然而，在少子化的浪潮下，除了放任部份私校陸續倒閉之外，「105大限」是否也可以是高教轉型的契機？
Rose是北部某私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早在今年她任職的大學傳出指考缺額率超過5成的消息前，她就擔心隨時會失業，在同系教師的Line群組裡，大家最常討論的，就是轉業可以做什麼？有人想開簡餐店、有人想乾脆去教補習班，她說：「以後教職只有更難找了。」
「找教職有沒有人脈、背景才重要，學校根本不看專業！」談起4年前求職的經過，Rose忍不住氣憤地說道。當時她頂著美國名校洋博士的光環回國，認為自己的研究領域又特殊，再加上出國前還有4年的大學教學經驗，「覺得我條件不錯，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結果她發現自己大錯特錯。針對新竹以北大學的英文科系，投了至少2、30份的履歷應徵，卻只得到2家回覆面試的機會，而且都是以前當講師兼過課的學校，「最難過的是其他學校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的恐慌，」連回函婉拒的基本禮貌都沒有。
美國博士班的同學Tiffany早她1年回國求職，結果更慘，找來找去，只找到在3間私立大學兼課的缺，南北兼課，賺一小時635元的鐘點費，而且寒暑假就失業，熬了一年多，最後終於受不了了，接受上海一所國際學校的邀請，擔任高階管理職。
現在Tiffany月領5萬人民幣，自認在薪資上獲得了補償，工作上也得到了成就感，「中國大陸看專業，不看背景，」這份薪水包含了她的資歷和經驗，「過去的點點滴滴都轉換成人民幣了。」
教職難找，顯示了台灣學術市場的高階博士人才供需嚴重失衡，就連一般認為具有優勢的洋博士們，也到處碰壁。過去近10年來，平均每年有3千多位的本土博士畢業，最新統計的102學年度則有4048位，再加上回國求職的洋博士，每年大專院校釋出的專任教師職缺卻只有約400個，明顯的僧多粥少。
▲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大學新生入學人數也逐年遞減，2028年預估很可能只剩一半、僅15.9萬。(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製表／記者蔡百蕙）
台灣的高教環境當真這麼糟？待在這裡就只能提心吊膽，擔心在少子化的打擊下，如果不出走，接下來只能等待失業？
生師比惡化：老師其實少得比學生快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不這麼認為，「一直說缺愈來愈少，原因不是少子化！」她指出，早在105大限來臨前，大學教師的職缺就愈來愈少，減少的速度甚至比學生減少的還快。
根據教育部統計，在少子化的影響下，近2年學生總數減少僅約「千分之4到5，」教師人數卻以近3倍、「千分之13」的速度在減少。
「很大的原因就是生師比的問題，這幾年台灣的生師比逐年都在惡化。」對比OECD國家平均15左右的生師比，以及中國大陸的17，台灣的還曾高到27，去年微降至26.1。
▲近2年，少子化讓各大專院校學生總數減少千分之4-5，教師人數減幅卻達千分之13。(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製表／記者蔡百蕙）
生師比惡化，即愈少的老師負責教更多的學生，陳書涵直指，職缺愈來愈少，是用教育品質換來的！
此外，高教工會一直以來也提出質疑，台灣惡化的生師比甚至還有灌水的問題，「把教官也計入教師，然後外籍生、僑生和陸生都不計入，讓學生看起來少，教師看起來多，」師資不夠的部份，學校大量聘兼任教師，且4名兼任可算做1名專任，既省了成本，又可衝高生師比的數字。
對比80學年度只有「18.5」的生師比，政大勞工所教授、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表示，少子化應該是高教改善教育品質的契機，在入學學生減少的同時，調整回從前的較低的生師比，「如果回到民國80年的生師比，等於可以再增加約3分1的教師，會有多少老師可以增加呀！」
▲逐年增加的生師比，是反映高教品質惡化的指標之一。（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整理／高教工會。製表／記者蔡百蕙)
高教崩壞：將近一半教師全是兼任
劉梅君進一步指出，兼任教師比例過高，是高教品質崩壞的另一重要指標。
檢視過去7年全國大專院校專任與兼任教師人數，赫然發現，在專任教職減少的同時，兼任教師的佔比則逐年增加，最新的104學年度統計數字更顯示，兼任教師人數高達4萬5千559名，佔教師員額比例高達48%，等於有將近五成的教師都屬兼任。
「這實在很離譜耶！」劉梅君對大學高比例兼任教師的現象直呼誇張，「教育部應該針對各校兼任教師有更嚴格的規範。」
「現在業界都在說非典型就業，何謂非典型？臨時性的、兼職性的、短工性質的，這個現象就在高教現場發生啊！」劉梅君痛心地說道：「我們是非典型高教。」
劉梅君表示，兼任教師沒有研究室，通常是疲於奔命地兼課，自然也無法好好做研究或者跟學生有互動。
陳思仁過去近6年的時間，在輔仁大學等4校擔任兼任助理教授，她指出，兼任教師最糟糕的是沒有資源更新教材，結果受害最大的是學生，「大量聘用兼任是市場化的結果，不是少子化。」
▲大學的總教師人數中，兼任教師人數的佔比竟高達48%、將近一半。(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製表／記者蔡百蕙）
陳思仁說，早期會希望有一天能轉專任，但履歷連投了4年之後，她就死心了，看到兼任教師的聘用甚至愈來愈嚴重，對整個高教生態感到失望。一位有清華大學歷史博士學位的友人也有類似的感觸，既然專任的教職都應徵不上，雖曾收到對岸大學的邀請去任教，但因為不想到中國大陸的學術圈，已決定轉行。
對於兼任教師的議題，教育部高教司長李彥儀表示，兼任教師的任用是保障教學的多元化，「存在是絕對必要的，」但逼近專任教師人數的比例問題，她也坦承這是必須處理的議題，至於如何處理？「我們正在研議當中。」
然而，高比例的兼任教師換取的不只是高教品質，還有教師們合理的薪資待遇。
兼任教師時薪23年未漲：月入不如電子作業員
很難想像，陳思仁兼任助理教授6年以來，鐘點費完全沒有漲過。事實上，除了國立大學在2014年統一調薪之外，多數私立大學的鐘點費因為無強制規定，已凍漲23年！
105學年度開始，陳思仁把兼課減至3所大學共10學分，以每小時635元的鐘點費來算，月薪大約2萬5千400元，但是扣掉沒有薪水的寒暑假，平均月薪實際不到2萬，「寒暑假加起來有3個月，期間的勞健保還要自費。」
10學分的課程加上備課、出題和改考卷，幾乎等同於一位月薪6萬多起跳的專任助理教授工作量，薪資報酬卻遠不成比例。
在這樣的薪資結構下，陳思仁說：「兼任教師要兼很多課，才有辦法營生和買書。」既然如此，她新學期起還減課？「不得不把文化的課辭掉，因為實在太累了。」
▲由於對高教生態失望，大學兼任教師陳思仁對找到專任教職已經死心。（圖／記者蔡百蕙攝）
家住台南的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徐文路，畢業8年以來，甚至是南北奔波兼課，在交通大學等4校兼了16學分的課程，僅管兼課堂數較多、且國立大學的鐘點費也略高，有735元，但扣除寒暑假以後的月薪，也就是3萬5千多元。
但如果再扣掉南北兼課衍生的交通和住宿費，他冷冷地說道：「一個月就剩2萬5、6千元了。」
僅管如此，徐文路仍熱愛教學，他強調，教育部至少該給兼任教師合理的薪資水準，讓他們能夠排除後顧之憂，不要求大富大貴，至少不需要為了生活調頭寸。
劉梅君痛批，兼任教師未獲合理的薪資待遇，心疼他們實際的月薪過低，「真的還不如到電子廠當作業員。」
另類剝削：約聘制的專案教授
賺時薪的兼任教師之外，不穩定就業的還有約聘制的專案教師。「專案也適用專任教師的評分制，結果就算達標了，說好隔年會續聘都是假的，每一年都在公開招聘。」在中部某國立大學已連任2年專案助理教授的奕勝(化名)說。
奕勝表示，其實屬約聘性質的專案和兼任教師，都是大學壓低成本的作法，「學校該補的專任教師缺就該開出來，但通常是快被評鑑了(註)，那一年才趕快聘專案教師來補。」
而即便難得的開出專任教師職缺，系上已熟悉的專案教師也未必具優勢。奕勝指出，這些年看到高教體系裡，「私人任用的比例也愈來愈高。」
這一點，Wesley(化名)特別感同身受，在取得台大電機系博士學位後，還赴美從事博士後研究，回國後仍找不到專任職缺，於是先在某國立大學做專案教師，結果一做五年，就是轉不了專任，「系上曾經有專任的缺開出來，但大家都知道缺是誰的，還直接叫你不用去申請。」
由於專案教師一年一聘，Wesley表示，「什麼時候被fire掉不知道，那種心情上的不穩定，比專任的強烈很多。」
唸博士意願低落：學術人才恐出現斷層
高教的專任職缺太少、兼任比例太高，怎麼辦？
「關鍵還是生師比的問題，」陳書涵指出，如果逐年改善生師比，把灌水的因素拿掉，「台灣根本沒有博士太多的問題！」合理估算，以台灣高教總體約5萬名的專任教師來說，平均年資以25年計算，「其實一年至少要有2000個缺額，現在一年卻只有400個缺，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允許我們的生師比差。」
對此，教育部另有想法，目前教育部的對策，是逐年向下調整博士生的人數，每年以15%為目標，李彥儀更表示，將來少子女化會讓學生人數少得很厲害，職缺也會愈來愈少，她認為，就讀博士的高階人力應該反思，「要不要把大學教職當作唯一的出路？」
即便教育部不出手下修台灣的博士生數，看到高教就業市場的黯淡前景，近年來許多台灣各大專院校的博士班紛紛傳出招生缺額。
▲由於未來高教就業市場不樂觀，願意唸博士班的學生也愈來愈少。(圖／記者季相儒攝）
影響所及，海外的高階人才即使想回國、也不敢回國。美國休士頓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王靖興即是其一。他說：「當然還是希望回台灣貢獻所學，在國外自己始終是外國人。」
拿到博士學位已經3年，王靖興卻一直看不到回台就業的機會，「現在台灣開缺很少，各大學又多有自己屬意的人選。」於是，今年起，他說已幾乎放棄回台的希望，會繼續在美國從事博士後研究。
「美國的職缺競爭也很激烈，但因為市場大，人脈關係比較沒那麼重要，只要有實力，還是可以找得到。」
劉梅君也觀察到，最近幾年連出國攻讀博士的學生也愈來愈少，「因為讀完之後，怎麼辦？特別像到美國去讀，好貴啊!」
「以前我的學生，1、2年就會有1個人出國唸書，現在沒有了。最後那個出國的已經是4、5年前的事了。」劉梅君嘆息，現在學生看到就業機會，為求工作安穩，會選擇優先就業，讀博士就以後再說，「其實我有看到幾個非常適合讀書的，就選擇先去就業，非常可惜。」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年輕學子唸博士的意願大減，影響會是什麼？教育部希望減少博士的產量，調節教職供需失衡的問題，劉梅君卻認為，「人才會有斷層，絕對會有斷層。」等到我們這一代退休了，現在在各個大學流浪的博士，因為這些年來流浪兼課，「不可能有機會好好地研究，他們也補不進來。」
不論是苦撐尋找教職，還是被迫出國求職，甚至覺得回不了國的博士，這些高教的流浪悲歌不會停止，除非少子化開始被視為改革契機，而非大限衝擊，否則即便擴大招收外生補救下滑的新生人數，恐怕台灣高教也未必有足夠吸引人才的國際競爭力。
註：2005年大學法修正，教育部成立「高教評鑑中心」，自2006年起全面展開5年一輪的大學評鑑。當時目的係以評鑑結果來分配補助大學的經費，企圖形成「獎懲機制」，藉此淘汰部分校院系所，形成「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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