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病逝，不只全世界哀悼，台灣各界也紛紛舉哀。（圖／路透社）
剛離世的中國人權鬥士劉曉波，至少有兩件事特別值得尊敬：一是即便他在困厄之中，也始終堅持理想；二為其堅持使有權者不能太寬心的享受權力。而這些努力，是很有意義的。
然在自稱多元社會且走在華人世界民主進程最前端的台灣，對劉曉波辭世的感想，除了重複謳歌民主的價值外，應該還有更多經驗與其他面向可以分享討論。本文簡單談3個問題拋磚引玉：
一、台灣推銷民主，說服力有多強？
二、在華人世界中推動《憲法》，實踐性有多高？
三、中共對此事的「安排」，可以看出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
首先，就台灣的民主實踐情況來看，是否能讓我們有自信的推銷到其他的華人世界？例如，在同天某報的兩篇社論當中，除了敬悼劉曉波的離去、歌頌民主的可貴，另一篇社論卻在談論立法院打架反映出台灣的民主「其實從來未曾真正的深化，而是一直停留在『數人頭』的皮相」。如果我們實踐了那麼多年的民主，還在尋找「深化」出路，有何理由推薦中國大陸嘗試？
其次，關押劉先生直到最近的「罪狀」，主要是因為他參與了《零八憲章》文本徵集簽名。憲章其實不是根植於華人文化內涵的產物：儒家的「德治」傳統，使人民容易相信領導者；而西方憲制的基本精神，卻在懷疑領導人可能濫權，故以此「契約」限制之。
然而，這違反了文化風俗的外來制度，其實踐性究竟如何？中華民國歷經多年行憲，政治人物認真的遵守《憲法》了嗎？《憲法》修改後仍具內閣制精神，所以前總統馬英九上台之初說要退居二線。當時府方發言人也表示：「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的精神以及民主憲政制衡的原理，任何的政策，都必須要有監督，在雙首長制的設計之下，行政院是最高行政首長，是由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也因此日常施政的權責，在行政院而不是在總統。」但後來馬總統還是「撩落去」。
再往前一任的總統陳水扁，在貪汙案辯詞中主張其所關心之事不在《憲法》所列的總統職權中，但他執政8年介入各議題之深，也不會有誰認為其只在《憲法》規範的權限內活動。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竟也覺得這很正常，少有要求國家領導人遵守《憲法》的壓力，反而出現敦請領導的呼聲。與劉曉波合作的其他人從此切入，其實可以反思，這是他們對於《憲法》背後西方價值的浪漫投射，還是救國護民的本土務實道路。
若從中共對此事的應對來看，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政權在多年經濟成長的氛圍之下，上下充滿樂觀與自信。相較於1990年代同意魏京生以健康理由流亡國外，以及對六四民運分子的處理方式，這一代的中共領導人顯然對其統治模式更有信心，能用的招數也更多，就連西方強權的目前表態也多有節制。
如此情形之下，台灣的處境其實是相對艱難的。我們不只在講「冷和」中的民進黨政府，也包括想與中共談判者。嫻熟談判理論的人均知，儘量避免於外在環境不利己時談判。此時坐上談判桌，中共是否能懂得權力自抑？如果台灣主談者上了談判桌，卻得不到讓多數台灣民眾滿意的條件，這個結果沒有一個政治力量能夠承受。中共自稱「知台」的領導階層看得出這個道理嗎？可以營造適合談判的謙抑氣氛嗎？這或許是日後另種可以觀察兩岸是否能談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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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穎超，台大國家發展所博士，曾於北京清大、南京大學蹲點研究。關注美中台、兩岸政經發展、交流議題。現於大學任教。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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