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一姍．蕭婷方 攝影／黃明堂
台大財金系萌拓學堂是有志進入國際金融圈的一個特殊的師徒制學堂。五年來，前瑞士銀行台灣區董事長陳嫦芬與數十位台籍金融人，希望能讓台灣人在競爭激烈的金融圈被看見。她第一手觀察學生的變化，以下為她在教育現場的感受：
今年是我在台大教書的第五年，也可能是最後一年。今年的台大學生是教過歷年來最有焦慮感的一班。
五年前開始，我與十幾位在國際金融圈擔任區域高階主管的台灣金融人，在台大合組了萌拓學堂，主要就是看見，這些年國際金融圈雇用人的方式變化很大。
台灣人是好的團隊合作者、較可信賴，態度較好，過去許多大銀行的台籍高管，會把名額留給台灣學弟妹。
但這幾年從國外回來想進香港金融圈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中國從全球前五十大學畢業的人很多。銀行人資從之前只要看五百份，現在要看上千份履歷，紛紛把業務交給獵人頭公司。給的規格就是，必須是全球或區域的前五十名大學畢業。因為台大不再是前五十，第一關就過不了。
五年前，我們萌拓學堂開始帶學生去香港，透過人脈網絡直攻各銀行，壓迫這些金融機構的人資，見我們的畢業生。現在萌拓有一○％畢業生在香港金融界工作，都是這樣被看見的，被給了面試的機會。
實話講，這方式有點粗暴，但實在也是不得已。
不過，這個模式大概到頂了。在香港銀行的學妹，被他們的人資主管阻止來接待我們。因為人資認為，這樣是在佈局自己的小圈圈，他們被警告，沒有人可以去照顧自己的校友。
每年帶學生去香港，出門前的魔鬼訓練，我每做一次就要死一遍。很累，所以今年本來想不帶了。但去年十月，這一屆十幾個學生主動跑到我們家找我。他們說，「老師我真的會很努力，被拳打腳踢我們都願意。」這真的是我歷屆教過最認真的學生。
我後來問他們，「為什麼會自己來找我？」學生說，「老師，我們真的沒路走了。」
台大學生明顯感到焦慮，因為現在的台大生，與我那個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從小就是領清寒獎學金，上到台大法律系，我們這一輩專業中高階白領階級的小孩子，很多都還在台灣念書。但比我經濟能力更好的家庭，小孩幾乎都是在國外念大學，畢業後大半留在海外。
我初估過，光是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就可以劫走一千三百位學生。台大每年新生有三千六百人，大學部總人數約一．六萬人。
台灣最好的大學，依舊收到台灣真正最菁英的學生嗎？
在教育現場看到，台灣學生對高教沒有信心，這情況到研究所更明顯。
據我了解，台大大學部如果想要直升研究所，一般都會准，研究所學生素質很參差。許多人念研究所或保留學生身分（延畢），都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有價值，找正職更有幫助。
還是學生，就可以用實習的身分，用實習來找職業，以拖待變，總會碰到好工作。如果不是學生，就不能實習，但正職不一定有缺。
我常常罵他們，延畢利用國家資源去念研究，不是真的要念，浪費社會資源。但學生會反駁我：「老師，不能這樣講我們，我們錢賺得這麼少，很多企業給剛畢業的菜鳥的薪水，也跟實習差不多。」…（完整報導，請見《天下雜誌》第6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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