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建軍90周年。（圖／本報資料照／路透社）
文／蘇天澤 應濯
主管外交的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7月17日在外交部網站上發文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是一個內涵豐富、思想深邃、系統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今年以來「習近平思想」信號密集出現，加之正值中共十九大前夕，楊潔篪以中國最高級別外交官的身份提出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引來人們不少關注。
楊潔篪揭示習外交思想
什麼是習近平的外交思想？楊潔篪在文中概括為八個方面，比較重要的概念，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全球夥伴關係」、「一帶一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利益」等，除去表面的官話，其實核心只有一點，即習近平領導中國外交進入了新階段，無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還是參與全球治理，都更積極有為。
首先在維護國家安全主權方面，自2012年上任以來，習近平就反復強調底線意識。底線意識最突出的體現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利益。所以當2016年7月中菲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後，中國官方先是在第一時間作出堅決表態，斥之為「一張廢紙」，後來又利用菲律賓總統更迭之際，透過撬動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這個支點，改變了南海格局，真的讓南海仲裁案淪為「一張廢紙」。
同樣，當川普（Donald Trump）候任美國總統期間和蔡英文通話，挑戰「一中」原則時，中國官方也迅速反應，讓川普上任後快速回歸美國的「一中」原則。也正是這個原因，楊潔篪才特意強調「我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其次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一個重大舉措是實行「一帶一路」。雖然至今還有一些人對習近平眼裏的這個對外工作「一號工程」持有不少疑慮，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起著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作用的「一帶一路」，確實已在國際社會發生相當影響。無論是超過10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參與，還是旨在為其服務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的成立運作，抑或前段時間北京舉行的盛大「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均印證了這一點。另一個重大舉措是，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國際觀、全球治理觀。其中「新型大國關係」主要是針對中美關係，本來一直不被美國政府接納，但在川普上任後不久，就獲得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明確背書。
楊潔篪的文章中還把中國當前對外工作主線稱為「堅持和平發展、促進民族復興」。相比於鄧小平時代著眼「和平與發展」，此處多了一個「促進民族復興」。這恰好與習近平上任初提出「中國夢」，及在各個領域有所作為相承接。
毛鄧外交思想
近代中國是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才形成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思想，之前晚清和國民政府時的中國，因為積貧積弱，根本無法完全主導自己的外交。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是體現毛式外交思想的兩句名言。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不承認國民政府原有的外交關係，主張在互相尊重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即「不受過去任何屈辱外交傳統的束縛」。為此，上世紀50年代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國家不分大小貧富都應該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友好相處以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這成為了中國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同時還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團結亞非拉國家。
當然，受美蘇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毛澤東外交思想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特別是在意識形態狂熱的文革時期，還不顧實際地推行「支左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等極左外交舉措。但是為了國家利益考慮，他仍保持了必要的務實精神，主動在中蘇關係出現危機的情況下與美國達成和解。在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還提出「三個世界」理論，即美蘇屬於第一世界，歐洲及澳洲、日本、加拿大等已開發國家屬第二世界，中國和亞非拉等地的廣大開發中國家屬於第三世界。這一理論成功統戰了第三世界，為中國在和美蘇同時翻臉期間獲得了國際空間。
1978年鄧小平成為中國領導人後，他在承接毛澤東時期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反對霸權主義基礎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思想。一個根本性轉變是他拋棄了文革時期中共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認知，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論述。他由此改變了文革時期的封閉狀態，主張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為了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大局，以及本著實事求是考慮，鄧小平主張外交工作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相比於文革時期中國國內勒緊褲腰帶還要「支援世界革命」，鄧小平這一主張的意義不言而喻。不單如此，鄧小平還主張中國外交不結盟、不稱霸，在蘇東劇變時提出了「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十六字方針，其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就成為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外交戰略思想精髓。
外交須回應時代課題
從毛鄧習的外交思想來看，雖然其中有著獨特的個人印記，但整體來看，他們都是建基於現實處境來回應當時中國面臨的時代課題。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建政之初，既面對著自晚清以來長期動亂乃至戰爭造成的百廢待興的爛攤子，又值世界冷戰正酣，意識形態對立空前嚴重，中國面臨最緊迫的問題是生存。所以先後面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的圍堵和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排擠，毛澤東只能強調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並務實地在全世界尋找能夠維護自身安全的朋友。這也是毛澤東時代能先是依靠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國家的支持，穩住政權，並取代遷移台灣的國民政府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後來又成功因應蘇聯壓力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外交思想仍受意識形態的制約，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實事求是的要求，這也是時代的局限性。
鄧小平時代，一方面經過反右、大躍進和十年文革的破壞，國內發展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整個社會有著一股強烈的渴望變革的訴求，另一方面世界局勢確實已經進入「和平與發展」的週期。如何利用「和平與發展」的機遇期，讓當時仍一窮二白的中國早日趕上世界的發展潮流，這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出發點。
如今，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既用有力事實證明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價值，又因國內外形勢的改變，讓當前中國出現新的時代課題—崛起的中國如何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適位置，這需要當代中國繼續探索和給出回答。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過去五年在改革開放積累的國力和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礎上，讓中國外交工作轉向積極有為，所以才有了楊潔篪闡述的「習近平外交思想」。對於所有想真正認識中國的人士來說，這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趨勢。
從另一方面來說，在「習近平思想」信號密集出現的當下和輿論上關於「毛鄧習」熱議不斷的背景下，楊潔篪高調推出「習近平外交思想」，既是間接對「毛鄧習」斷代予以背書，又在某種程度上不失為對習這些年主導形成的中共新政治理論體系的一個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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