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司法濫權程度並未隨民主化改進，就算判決無罪還照樣升官。（圖／視覺中國CFP）
台灣的企業家以投資台灣為榮，人民積極、努力以國產「Made in Taiwan」響亮國際為榮，曾幾何時，現今的台灣企業竟不願再投資台灣，更遑論外資，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最終只好學個手藝開個泡沫紅茶、咖啡館、小吃店，賣鹽酥雞；難道台灣人擁有高學歷，竟只是為開小店？
曾幾何時，台灣人有人情，尊師重道，孝親、兄友弟恭，在學校、職場上重倫理、謙卑，敬重長（前）輩、企業家，現在卻對政府、司法、企業，乃至對親人、同事無信任感可言，甚至是對立、仇視，這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造成台灣現今的狀況？
本人從事律師工作近21年，未執業律師之前，還在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擔任刑事書記官，深感很多所謂的「弊案」都是人為操作而來，一直以來，刑案都是透過檢調單位、行政（如撤銷執照、斷水斷電……），加上課稅，三者夾擊人民、企業，人民真苦不堪言。
誠如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志龍教授於2017年7月13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假案平反記者會暨研討會」揭開「1996台灣假案整肅」背景，指出台灣最嚴重問題是「政府的犯罪」。他提及，「1933～1944年希特勒時代全部都是假案，台灣自228以來公權力變成是統治工具，殘害人民的刀與叉。」前立法委員許添財亦稱：「台灣選擇性辦案、針對性辦案很嚴重。」又如前台南縣縣長蘇煥智也說：「司法造成國家競爭力的阻礙，比以前更嚴重。」台灣司法濫權程度並未隨民主化改進，主要原因是現行制度起訴可能有獎金、有記功，就算判決無罪還照樣升官。司改第一步，起訴的檢察官應蒞庭面對當事人，應可大幅減少冤案。此外，建立檢察官、法官評鑑及淘汰制度，並且取消「查稅、檢舉獎金」。就是因為官場中有所謂的「查案、辦案、查稅」獎金，辦案人員利用媒體未審先判，先汙名化，再透過漫長的司法程序、行政執行凌遲人民，案先起訴、未結，卻可以先領取獎金，影響所及就是人民的「反商情結」、「憎恨心態」，認為官員與企業「官商勾結」，傷害的還是人民、員工的工作權。一旦司法最終查明，判決無罪，人民就認「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司法的信任感再度被踐踏，試問，這是我們所要的社會？
而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趙子榮說：「司法人應作為借鏡，讓台灣司法朝正常發展，不要冤枉人民。」前財政部長暨前駐WHO大使顏慶章亦呼籲，「政府應該成為法律的守護者，而不是破壞者。」鄧衍森教授更引用西方學者說：「政府如果不義，事實上是強盜。國家為何走上不義，就是法的常理不見了。」道出台灣走向現今的局面，就是政府背後的黑手長期干擾法治正常化，任意抹黑、荼害人民、企業、以致良善認真之公務員，劣幣驅逐良幣，造成今日公務員不願承擔、勇於任事，企業、外資出走，此實非台灣之福。
過去檢察官掌有的羈押權、搜索權、通訊監察權（監聽），分別在1997年12月21日、2001年7月1日及2007年7月11日回歸法院法官，在此之前，檢察官擁有強大之羈押、搜索權及監聽權，過於濫權，猶如白色恐怖再現。本人曾經歷發生在2001年的台開、遠倉購地弊案，當時因為檢察官無法傳訊到一位被列為犯罪嫌疑人者，而剛好其曾經打電話給秘書，交待家裡的事，承辦檢察官竟認為秘書是藏匿人犯之幫兇，如凶神惡煞般直接打電話給秘書，秘書一接到電話很害怕，說不知道被列為犯罪嫌疑人者現在何處，檢察官竟然於電話中恐嚇將過去把秘書帶回偵訊，秘書還是堅稱真的不知道該人在何處。而當時我正好就在這位秘書旁邊，聽到這些對話，萬分感嘆台灣檢調單位辦案竟是以威逼為手段，若非親身經歷，無法想像，而那位秘書後來就離職，帶著家人、孩子移民他國。回想此事，依然恐怖萬分。司法是踏著人民血淚與屍體前進，所以好的訴訟制度與好的法官才能夠確保人民的訴訟權利。
台灣企業近20年來投資大型公共建設常動輒得咎，為免遭汙衊，只好裹足不前，不願再投資，像《都是巨蛋惹的禍》一書中提到東森媒體集團在2005年投標台北小巨蛋後，風波不斷，雖然2008年一審已判決無罪，2011年無罪確定，但衍生的民事糾紛，對人民財權權之迫害，實不亞於刑事之人身自由權。
▲小巨蛋遭北市府強制接管，政府應「依法行政、尊重合約」，對於履約爭議應透過司法定紛止息，善待民間投資者，切勿濫用公權力。（圖／東森國際提供）
台灣過去引進外國政府與企業常合作之B0T丶OT模式，表面看起來金額、利益龐大，但實際上經營十分困難，但最終B0T丶OT在台灣宣告施行失敗，歸根究柢實在是檢調單位、行政機關、稅捐單位，乃至審計單位不懂B0T丶OT模式之真義。像日本企業幫泰國政府興建高速公路，由日本公司養護、收取通行費30年，創造三贏局面，實施上均無問題，但在台灣，因為背後的黑手，永遠認為企業有暴利，才會來投資，殊不知企業本質當為營利，為員工生計、升遷著想，如有適合之投資，何樂不為，員工亦能廣於多樣，增加學習機會、提升技能、管理能力，為台灣培養優秀人才。
B0T丶OT是「公私夥伴合作」（ppp），我國之《行政程序法》於1999年公布，2001年實施，其制定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落實主權在民，增加人民對於行政權的信賴，但有關機關一再濫權，美其名為公益，實為私利，圖自己之功、升遷。因此，呼籲政府應「依法行政、尊重合約」，對於履約爭議應透過「司法」定紛止息，善待民間投資者，切勿濫用公權力，先斬後奏，造成無法彌補之缺憾，業者才願投資，才能帶動台灣經濟發展，此方為國家及人民之福！
●蔡靜玫，律師，中華人權協會理事。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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