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國是會議後，司法院創造出「國民法官」，沿襲日本裁判員制，力拚半年內送立法院闖關。（圖／視覺中國CFP）
司改國是會議於紛擾聲中落幕，既讓人懷疑這些司改決議的有效性，且在無法規範拘束下，未來到底如何落實，恐更有疑問。這可以從日本裁判員制度的形成過程，做為一個對比。
日本民眾對於其司法的信任度，往往有超過五成的比例，遠遠超過台灣民眾僅有不到三成的信任，有著不小的落差。只是來到了20世紀末，日本的冤罪事件頻傳，日本於1999年，為了因應21世紀的到來，即由首相小渕惠三提出司法改革推動之建議。而為能全面且審慎進行司改工作，國會先行通過《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設置法》，並因此於內閣設立，由13位社會人士擔任委員所組成的司改審議會，以來進行日本司法的總體檢，並提出改革的方向。而這個由2名法學教授、3名律師及8位涵蓋經濟、勞工、商界、消費者團體等代表所組成的審議會，經過兩年訪查、研究，並與各方團體討論後，即提出司法改革的三個支柱，即司法改革必須符合人民期待、司法民主化與法曹人員的質量提升。
在提出此三個司改大方向的同時，又在每個目標之下，列出具體的改革對策，由於涉及的法律修正繁多，更牽動所有部會，故日本國會又於2001年，通過《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法》，並設立由內閣成員所組成，且由首相擔任本部長、法務大臣擔任副部長的司法制度改革推動本部，這形同是傾全國之力來進行司改。而這其中，又以2004年國會通過立法，並於2009年實施的裁判員制度，最受關心與關注。
日本的裁判員制度由3位法官與6位從平民隨機選出的裁判員組成合議庭，共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與刑罰高低，既實現司法民主化，亦可避免正義的天秤向法官或平民一方傾斜。惟因平民人數多於法官，就不會採單純的過半決，故日本裁判員制度就採取附條件的多數決，即過半數中，必須兼含有法官與裁判員的意見，這等同是讓少數法官有否決多數平民的權力。尤其在共同審理、共同決定的架構下，法官隨時可憑其法律專業來主導審判過程，並影響平民的意見。故若以此為基礎來建構所謂的國民法官制度，能否稱得上是司法民主化，就有相當大的疑問。
相對於日本，我國此次的司改國是會議，僅是由總統府頒布命令，並無任何法定性，故期間多久、委員如何組成、程序如何進行、決議如何形成等等，就完全走向人治。而在無法律授權下，將來到底如何落實司改決議，實成疑問。尤其不管採取陪審或參審，所能解決的刑事案件不會超過5％，剩下的95％仍是由專職法官來處理。若果如此，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建立，就成為司改的火車頭，致應為刑事司法的整體改造與翻轉。
但可議的是，在司改國是會議未決定採陪審、參審下，司法院竟沿襲近似參審的日本裁判員制度，而緊鑼密鼓的進行人民參與審判制草案的研擬，或許也為了避免到底是陪審或參審之爭議，就自行創造出「國民法官」名詞，並力拚半年內送立法院闖關。這不啻是將百年大計當成是兒戲，若又對比司改國是會議一開始所宣稱，是為建立一個屬於人民、回應人民、讓人民信賴的司法體系，就更顯得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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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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