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審之難，有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即在於司法系統能否自我糾錯。（圖／視覺中國CFP）
台灣的刑事案件，到底有多少的誤判從來無法調查，更無從知曉。但不管這個數字是高、還是低，任何可能遭到誤判的案件，都必須讓其有救濟之機會。只是關於目前的非常救濟手段，聲請的門檻相當高，即便如再審，於2015年初已放寬要件，卻仍有改革的空間。
再審，乃是對原判決所依憑的證據，已被證實是虛偽者所為的一種非常救濟手段。由於此制度的目的，即是對誤判進行糾正，雖無停止確定判決的效力，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30條但書，法院卻可依職權裁定原判決的執行，這於死刑判決的場合即顯示出其重要性，而成為冤罪平反最主要的手段。
而欲提起再審，其困難度也不低，因原判決所憑證據若屬虛偽，不外就是證人作偽證、證物遭偽造，甚或是檢察官或法官的違法濫權，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必須是在此等人員遭判刑確定後，才可提起再審。惟欲證明此等情事，顯非易事，尤其是檢審的違法濫權，恐更是難如登天，因此，目前可以提起再審者，恐只剩下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的情況。
惟司法實務，向來對所謂新事實、新證據，採取極為嚴格的界定，即僅限於判決確定前已存在卻未及審酌者。如此的見解，不僅阻絕了判決確定後所發現的新事證，如藉由新的DNA檢測技術來翻案之可能性，更附加了法條所無的限制，致嚴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也因此，就造成我國聲請再審的成功機率，竟只有百分之0.7左右。
在2015年1月修法時，除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5款增列司法警察違法濫權而遭判刑確定，可提起再審外，更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就將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的要件加以放寬。同時，在同條第3項，更明文所謂新事證，不僅指的是判決確定前已發現未調查者，亦包括判決確定後，始出現的事實與證據。凡此修正，目的正在防止法院以恣意解釋的方式來限縮再審的門檻。
只是如此的放寬，似未帶來再審之門的敞開。如已纏訟近三十年的邱和順，即陸正案來說，當年負責偵訊的台北市刑大員警，不僅已遭監察院彈劾，更有人因刑求而受有罪判決確定，於《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提起再審，仍遭駁回。之所以會如此，有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即在於能否期待司法系統的自我糾錯？
這個答案，雖不能說是絕對否定，卻也難以給予肯定的答案，若果如此，就得思考於制度上，對於再審是否開啟，由外部人員，甚或如英國成立再審委員會來審查之必要性。惟如此的制度，因涉及訴訟結構的改變，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成形，但於現階段，卻是可以審慎評估之選項。
在制度未翻轉前，至少於決定再審與否，不能僅以書面審查為已足，而應以公開審理為原則。同時，對於被告方自行委請的鑑定，如DNA檢測也不應動輒加以排斥，而完全以官方鑑定為主。畢竟，會有冤案產生，除執法人員的不當取供，或者目擊者的指認有誤外，司法太偏向與相信公鑑定報告的證明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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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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