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參審後，為防止法官與平民審判者產生預斷，勢必得從卷證併送改成起訴狀一本，又為了維持武器平等，也得引入證據開示制度，但怎麼開示又是問題。（圖／視覺中國CFP）
司法院正研擬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為了防止法官與平民審判者產生預斷，勢必得從現行的卷證併送改成起訴狀一本（參考吳景欽／老調重彈的起訴狀一本）。而為了維持武器平等，勢必也得引入證據開示制度，也是目前司法院正緊鑼密鼓研擬之處。只是到底怎麼個開示法，卻又是個問題。
依據目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官起訴後，必須將卷證一併送至法院，故被告律師就可因此閱卷。而因所有卷證，可能因檢方未為篩選，致不管與犯罪事實有無關連，都可由律師進行閱覽。只是如此的卷證併送，雖是對被告方的全面開示，卻也顯得雜亂無章，更得耗費相當多的時間，進行卷宗的影印與消化。尤其在今年《刑事訴訟法》修正，雖增加羈押審查前，被告律師得為閱卷之規定，但在我國卷證尚未進入e化，勢必仍得耗費極大的人力與時間閱覽，這必對被告方的訴訟準備，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擾。更值得關注的是，在正式審判前，卷證已送法院，就易使法官產生先入為主之預斷。
故在採取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後，為了避免審判者未審先判，就必得走向起訴狀一本，即檢方起訴後，僅將起訴狀交由法院，卷證則保留。為了保障被告方的訴訟權，就因此必須有證據開示制度的配套。而關於證據開示，有採取全面性，即不論與犯罪成立有無相關，一律給予被告方閱覽；好處是被告律師不會因此受到檢方的隱瞞，但也因此會造成程序的延宕與雜亂，故採取階段性開示，就成為主流。
至於所謂階段性開示，可以日本為例，即於準備程序，檢方必須向法院提出記載待證事實的書面，並送達被告或其辯護人，而此書面不能記載可能使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的證據。而針對待證事實，檢察官亦須提出用以證明待證事實的證據調查之請求，且必須儘速對被告方為開示。若為證物或證據書類，也要讓辯護人為閱覽與抄錄的機會；若屬於人的供述，關於供述者的個人資訊及供述書面，亦有讓辯護人閱覽或為抄錄的機會。而為了防止檢方隱匿有利被告之證據，故於第二階段，就是由被告律師要求檢方必須開示之證據。最後，亦是由被告律師請求檢方開示，可能與待證事實有關連之證據。
故藉由階段性開示，既可避免檢方胡亂提供證據，也方便被告律師為訴訟準備。惟如果被告律師並無取證之權利，如日本或台灣之情況，能否確知檢方是否隱瞞，實就會出現問題。尤其辯護人所提出的類型化證據開示，若不夠具體與明確，法院也無從裁定檢方到底要出示哪些證據，這就成為階段性開示所可能存在的最大問題。
同樣以日本為例，於2009年實施裁判員制度後，雖然擴大了證據開示的範圍，被告方卻仍是處於絕對劣勢。故於2016年，《刑事訴訟法》大翻修時，為了平衡兩造的武器平等，除再擴大檢方的開示範圍外，亦要求其於準備程序，先行提出卷證清單一覽表給被告律師，以能使其更有效提出要求開示之證據。如果已經實行此等制度近七十年的日本仍有諸多問題，則正處研擬階段的我國來說，恐有更多必須考慮的因素存在，不得不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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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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