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政府2016年12月在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前建立「象徵慰安婦的少女銅像」。（圖／CFP）
文／徐鵬霖 杜晉軒
在國際慰安婦紀念日，8月14日這一天，一部記錄中國倖存「慰安婦」的紀錄片《二十二》在大陸公映。短短5天之後，票房破億人民幣，刷新了大陸紀錄片的紀錄。尤其可貴的，是其製作成本只有100萬元人民幣。上映1個月後，票房收入已達1.7億元人民幣。
《二十二》上映後，在華文世界引發了不小爭論，外界也越發關注這一日軍暴行。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因為就日軍「慰安婦」一事，日韓於2015年12月28日簽訂了一份協議，兩國達成了和解。而這個和解不僅不被現在的南韓文在寅政府承認，因為從文件的內容來看，很難說這是一個「道歉」，而更像日本為了堵住南韓的嘴，而做的虛偽之舉。這種「虛偽」的道歉，是受日軍戕害最重的中國以及其他二戰期間遭日本蹂躪的受侵略地區所不需要的。
翻看那段慘痛的歷史，人們便會發現，除了中韓之外，亞洲還有一個地區飽受二戰時期日本軍隊「慰安婦」問題的戕害，那就是東南亞。這裏，似乎總是被人「遺忘」。
族群關係史 複雜交錯
目前，以中國大陸與南韓向日本追討慰安婦正義的態度最為激烈，那曾遭受日軍肆虐的東南亞，儘管曾有悲哀的慰安婦歷史，但官方態度相對冷淡，「冷淡」的背後，成因是複雜的，無法以當地族群「民族性」一概而論。
首先，以東南亞地區的慰安婦背景來看，有來自大陸、台灣、朝鮮、日本的的慰安婦被送至東南亞為日軍提供「服務」，其中朝鮮婦女佔多數，而當地不幸受害的婦女，雖有當地土著女性，但比例上多屬移民南洋的華人，還有部分是歐美殖民者在當地所生的白人女性。由於族群的差異，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該地區在脫殖獨立後的對日態度，尤其華人作為東南亞的少數族群，華人慰安婦的「正義」某種程度上因不同族群對戰爭的歷史傷痕記憶的差異，而被當局淡化了。
其次是各族群的反殖民態度。當歐美殖民宗主國被日軍擊敗後，同時也將白人至上的殖民意識形態給打破了，尤其日本為了美化軍國主義思想，主張「大東亞共榮圈」，宣稱要為東南亞各國「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解放亞洲」，建立「相互尊重，彼此獨立」、「共存共榮的新秩序」之政治聯合體，這鼓舞了當地原有的反殖民運動。而當時仍心向中國的南洋華人，因以大力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反法西斯運動，加深了日本對他們的憎恨。
因此，日本巧妙利用族群矛盾分化華人與土著關係，也導致戰後各族群的不同「史觀」。如一方面日本支持「大馬來西亞」（Malaysia Raya）的概念，推動「馬來青年團及半島印尼人民協會」（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KRIS）的成立，拉攏當地土著人民並承諾給予獨立，另一方面則持續打壓華人的經濟力量及逮捕抗日華人。
日本殖民者的種族分化策略，為族群關係的齟齬埋下了導火線。當日軍投降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英國「回來」前獲得了對馬來半島短暫的控制權，由於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多為有馬共背景的華人，當他們對日軍佔領期間與日軍合作的馬來人採取報復行動（也針對華人「漢奸」）後，半島各地便爆發零星的種族衝突流血事件。
政經利益優先 慰安婦問題靠邊
自1991年首位南韓慰安婦金學順發聲控告日軍罪行，首度向世界揭發慰安婦制度，日軍的這一無恥行徑才終被公諸於世。1993年，時任日本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河野談話」，首次公開承認日軍參與慰安婦制度並公開謝罪。不久，來自菲律賓的慰安婦受害者也開始發聲。自此，慰安婦從日韓雙方問題發展成國際問題。
遺憾的是，無論是自發或者被動參與，至今東南亞慰安婦受害者的人權問題仍鮮受國際媒體關注，遑論獲得日本的道歉與賠償。
例如聯合國第52屆的人權委員會於1996年3月18日到4月26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討論1996年2月6日公佈的慰安婦調查報告能否通過決議，日本派遣遊說團對各國軟硬兼施，成功阻止了馬國派代表參與。
當慰安婦問題開始被國際關注後，馬國執政黨巫統（UMNO）及馬華公會（Party MCA）曾著手調查，呼籲公眾提供資料。但最終巫統青年團在1993年4月宣佈，為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將不再對慰安婦議題追究，當時的青年團長即是現任總理納吉（Najib Razak）。至於新加坡，2014年總理李顯龍訪美時，李顯龍表示「除非能翻過二戰這一頁，別再不斷重提慰安婦、侵略、是否在戰時存在惡劣行徑，否則我認為（他們的關係）會繼續痛苦」。李顯龍認為亞洲國家重提二戰歷史問題，將惡化區內關係。儘管新加坡是日軍南侵期間的重災區，但新加坡建國後務實發展的意識形態，也影響了追究日軍罪行的態度。
至於菲律賓，據其民間團體統計，大約有千名菲婦女被強迫當「慰安婦」，據信目前僅有70人在世。雖然菲國是東南亞國家中第一個對慰安婦問題發聲的，同時菲國慰安婦多是當地土著女性，然在現實外交關係考量下，菲國政府對此一直採取冷處理。畢竟日本是菲國最大投資國之一，也是美菲戰略盟友。
日本不願徹底反省
雖日本投降已逾70年，然而日本在「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上，依然含混不清、甚至拒絕承認這些侵略行為。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並沒有對戰爭行為進行深刻反省，其中既有日本自身的因素，同時也有國際環境的因素。
然而與日本相比，也是二戰罪魁之一的德國，戰後不僅清算了戰爭罪犯，同時也在國內肅清了法西斯的勢力，並立法防止納粹思想復活。德國在二戰上的認錯態度，也得到了鄰國的尊重。
與德國不同的是，二戰後的日本在戰爭問題上並沒有認真反思。美國的縱容只是原因之一，日本社會深層次的原因才是根本。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中，由於美國的干預，日本天皇被免於追究責任，同時大量的日本戰犯也得到了赦免。這種不徹底的審判，導致日本大量法西斯主義分子在戰後未受任何懲罰，很多法西斯戰犯後來又走上政壇。這一系列的歷史發展，也使得日本社會一直避談戰爭責任。
為促成日本社會的改變，唯有持續關注更多國家的慰安婦受難者，並為她們發聲，以形成對日本的國際壓力。同時，也該理解東南亞國家政府與社會對此冷漠的成因，方能探尋解決之道。東南亞各國除顧及與日本經貿外交關係，也有其複雜的族群與歷史差異因素，畢竟東南亞地區的族群本來就比當年被日本殖民的朝鮮與台灣更多元，而日本對朝鮮採取高壓統治，對東南亞卻以「解放者」的名義驅趕歐洲殖民者，日軍如此策略才導致各個被侵略國如今的不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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