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謝協昌認為，限制出境若沒有法律明文，影響的是憲法保障人民的權益。（圖／記者黃克翔攝)
記者楊佩琪／台北報導
司法院一份自102年至105年的統計，一審判決後潛逃出境的比例約1.5%、二審0.07%，有罪定讞後比例較高，約16.7%。這份統計包含有受限制出境等強制處分的人數，顯見，潛逃的比例更低。但僅因極少數人的行為而對大多數人通通進行限制出境，其必要性似乎有檢討空間。
律師謝協昌在「法治主義下限制出境法制化」研討會中認為，限制出境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會跑的還是會跑，但實務上綜觀，這僅是極少數人，限制出境的使用在當前是否過於浮濫，確實有檢討的必要。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限制住居，是限制被告住居所指定權，遷徙自由部分並無任何限制，充其量僅是便利文書送達及通知。
但目前實務上所使用的限制出境，則是完全剝奪出境的權利，對《憲法》保障遷徙自由的限制。而大法官會議所做出的解釋也顯示，人民的入出境權利並非不能限制，但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法律明定。只是現行法規連「限制出境」幾個字都看不到，在欠缺法律明文規定下，這樣的強制處分，恐怕有違憲疑慮。
▲現行法律實務上使用限制出境，是否有檢討必要，引發學者專家關注討論。（圖／記者楊佩琪攝）
謝協昌也認為，實務上多以最高法院的決議或判決所發展出的「限制出境為限制住居的方法的一種」為依據。而司法機關只對被告限制住居，表示被告可以出境，若限制住居已經涵蓋出境與否，為何還要再另行諭知限制出境？
況且，羈押處分有期間和次數的限制，為何限制出境沒有？明顯違反不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說，被告一旦被限制出境，就得默默等到案件結案，少則一年、三年，多則超過十年以上都有，如此毫無期限，對人民的婚姻、事業等影響之大明顯可見，就連監察院也曾在調查報告中指出，限制出境恐有過於浮濫，導致影響人民權益之虞。
謝協昌表示，司法機關偵審過程中，進行限制出境雖有其必要，但現在的法官、檢察官對無罪推定等概念，皆有加強的必要，在法律保留原則下，法制化明定完整規範是有絕對必要，不僅是對人民權利的限制，也是對機關權力的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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