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特殊，常須發展出「自己的玩法」來解決法律問題，沒想到常被外國人盛讚有趣、有創意或相當實用。（圖／視覺中國CFP）
今年10月，筆者參加了當年培訓我的組織PILnet（The Global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Law）在布達佩斯所舉辦的「全球公益法論壇」。事實上，這個年度論壇在歐洲從2007年舉辦至今已經是第11次，在亞洲自2014年起亦舉辦過3次。筆者2015、2016年分別參加了在曼谷與峇里島的亞洲論壇，並在2016年擔任其中兩場會議的與談人，簡單的和其他亞洲律師朋友分享執業心得。
而今年，除了千里迢迢跑到匈牙利，與會人士更來自四面八方。筆者也連續擔任3場座談會的與談人，分別從台灣中國香港（西方習慣合稱Great China）、亞洲以及全球等觀點，切入討論許多公益法律的議題。其中包含了法律扶助制度、近年台灣重要的法律改革及公益、志願法律服務（Pro Bono，即無償的法律服務）制度推廣，以及一些特定議題的發展，像是難民、同性婚姻等。
其他的場次討論也相當多元，由於參與者同時包含律師及NGO工作者，大家的分享角度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會認為，律師處理的就是訴訟，而NGO工作者大部分時間都在抗議，然而一番互動後，大家也意識到要能有效處理好一些議題或是行動，除了鞏固且增強自己的專業外，最重要的其實是「組織」能力。誠如古諺所說：一個計畫的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純粹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不會有效完成目標。相對的，如何準備詳細的作戰計畫，把各路人才做有效整合，在適當時機一舉拿下優勢，其實更加的重要。
而這幾場焦點演講上，許多資深前輩也指出，如果要成為一個理想的優秀律師，是不能只停留在律師這個角色。舉例言之，很多專業領域在現代社會受到了科技的大舉進攻，導致既有版圖可能因此重新洗牌，像是金融業。如果金融業者無法跟上金融科技（Fintech）的討論，未來不僅版圖被侵蝕，甚至可能會直接消失在未來的金融市場中。相同道理，如果一位法學精湛的律師，對於如何操作科技一無所知，那麼他可能不只在行銷上出現劣勢，更可能因此在法律資料蒐集與表現上，遜於其他法律能力沒那麼優秀的律師。
▲許多國家對於台灣推動同性婚姻立法過程相當感興趣，這也是台灣能「輸出」的法律經驗。（圖／記者林世文攝）
此外，能與不同專業領域的人進行對話，也是現代律師不應缺乏的技能。畢竟，部分重大法律爭議如醫療、環境與工程等，已經不是單純理解法律語言就能進行紛爭解決的，而是要能有效取得當事人的信任，才能在未來有更密切的合作空間。因此，要能讓自己的律師能力更上一層，顯然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這不僅是單一律師所需面對的問題，也是整個台灣法律社群的重要挑戰。由於特殊的國際地位，台灣在法律領域上既封閉又不太封閉。說不封閉是因為每位學者對自己留學母國的法律發展知之熟稔，所以看似能得到像是英、美、德、日等國的最新資訊，但扣除這些領域後，台灣對其他領域的發展則是相當陌生。也因此，定期參加這種區域性或全球性的論壇，跟上國際脈動，才能讓我們看到別人現在在意什麼、需要什麼，好成為我們日後擬定相關政策或制度的參考，而不是等問題發生了才抱佛腳的應急處理。
相對而言，世界其實也需要參考台灣經驗。正由於特殊的國際地位，台灣常須發展出「自己的玩法」來解決問題，然而這個「自己的玩法」，卻常被外國朋友盛讚有趣、有創意或相當實用。像是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審查制度（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我國因無法直接前往聯合國報告，只好把專家們找來台灣做地毯式的5天密集審查，相對於聯合國對每個締約國4年只撥給一次4小時的報告及審查時間，台灣的做法縱然仍不完美，但顯然更加縝密。此外，對於台灣社會如何串連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推動同性婚姻，也有很多國家的朋友前來詢問跟交換心得。
由此可見，我們能扮演的角色，不會只是單純的學習者，同時也可以是分享者或諮詢者。且在這分享與諮詢的過程當中，更能讓我們有深入的檢討，進而改善的機會。可以看到的是，身為一個相較於西方算發展較晚的民主國家，台灣已從純粹「輸入」他人經驗，慢慢產生了「輸出」的能力。在這樣的交流之下，彼此都有所提升，相信就能構成一定的軟實力，進而對整體社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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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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