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羈押外，開出天價的交保金就能防止被告逃亡嗎？從過往案例來看，答案可能不是肯定的。（圖／視覺中國CFP）
遠雄企業負責人因大巨蛋等案，遭北檢起訴後，法院裁定以5.5億元交保，創下司法紀錄。惟當事人卻能在30分鐘內湊足現金，除顯示其財力雄厚外，亦讓人思考，如此天價的保釋金，真能防止被告逃亡嗎？而如果不能，難道就得羈押嗎？凡此疑問，凸顯出我國防逃機制存在著諸多問題。
羈押拘束被告的人身自由，使其與社會隔離，不僅對其心理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等人格權之影響也甚為重大，自必須將羈押當成是保全被告與證據的最後手段，此即所謂慎押原則。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僅以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之罪為羈押要件，已背離羈押作為保全程序的最後手段性，又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若以重大犯嫌為羈押之唯一要件，也等同是一種先行刑罰。
所以，在大法官釋字第665號解釋裡，雖未將重罪羈押條款宣告為違憲，卻也強調，涉有重罪的被告是否為羈押，仍必須結合其他要件為觀察，即必須考慮是否犯罪嫌疑重大，有無逃亡或滅證之虞，且非以羈押不能防止時，才得為之。大法官的見解，無寧說是在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也在督促檢察官與法官，在面對羈押的聲請與審理時，必須更為慎重。
故在羈押必須慎用的前提下，以高額的保釋金及定時向派出所報到，似乎就成為最常見的替代方式。惟每個人對金錢的感受程度及經濟狀況不同，關於保釋金額的多寡，若採取一致的標準，對無力繳納的被告而言，就會造成不公平。所以保證金的額度，勢必得由法官根據個案不同來為量定。就趙藤雄而言，若從其所犯之罪及不法利益所得來看，處以高額的保釋金額實屬必然，只是若從其能在短時間內即能湊出5.5億元來看，除了顯現出其財力與資力雄厚，如此的保釋金額是否足以防逃，自讓人產生懷疑。
故光有保證金的繳交尚不足夠，法官亦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的規定，要求趙藤雄每日向所在的派出所定時為報到，以更有效來防止其潛逃。惟一旦不報到，雖對其通緝以再為羈押，但於此時，恐已無濟於事。就算法官要求警察隨時注意保釋者的行蹤，但在人力監視有時間與空間的侷限性下，必會產生監控上的漏洞。
而在樂陞案裡，被告許金龍曾向法院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了保證自己不會逃亡，除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外，其亦陳明願受電子監控。惟依據現行法制，得施以電子監控者，僅限於性侵害的緩刑犯與假釋犯，而未及於交保或限制住居的被告，基於程序法定原則，法院自不能逾越法律，而擅自對被告為電子監控，許金龍的聲請，也因此被駁回。
總結來說，羈押確實最能有效防止被告逃亡與湮滅證據，自成為檢察官的首選，只是本於無罪推定，羈押卻須是最後的手段，這於檢察官起訴被告後，恐更得加以限縮。只是在人權保障深化的同時，法制上卻未能為防逃機制，尤其是電子監控等的配套，就易出現漏洞。尤其在台灣審判期間漫長的情況下，更讓人有可乘之機，致須儘速修法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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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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