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總統特赦的蘇炳坤向法院聲請冤獄賠償，卻得透過再審獲得無罪判決確定才可聲請補償，涉及法律解釋及立法缺漏問題。（圖／《鏡週刊》提供）
據媒體報導，新竹商人蘇炳坤31年前因「懲治盜匪條例」案件經判刑15年定讞，於1997年被捕入監，服刑2年多後，於2000年獲時任總統陳水扁考量當事人蒙受冤抑深重，乃依《赦免法》第3條後段規定，而為「罪刑之宣告為無效」的特赦。嗣後蘇炳坤向法院聲請冤獄賠償（按2011年《冤獄賠償法》改名成《刑事補償法》），但因他是獲總統特赦而非法院判決無罪，不符法定要件，因此希望透過再審翻案改判無罪，讓司法還他真正的清白。令人不解的是，為何經總統赦免罪刑後，當事人無法請求補償，還得繞個彎透過再審獲得無罪判決確定，始可據以聲請補償？此中涉及法律解釋及立法缺漏問題，實值得探討。
依《赦免法》第3條規定，特赦有兩種，其一是「受罪刑宣告之人經特赦者，免除其刑之執行」，此為有罪之赦免，僅免除其刑之執行而已，其有罪之宣告仍屬存在；其二是「其情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此為無罪之赦免，原宣告之罪名及刑罰均一概歸於無效，此項宣示具有衡平刑罰之嚴苛或糾正裁判錯誤之作用。學者指出，此項總統《憲法》上之特權，乃是以行政權變更司法權之結果，本質上係以政治正義調和司法正義，屬於我國《憲法》第77條規定之例外。
易言之，如果認定《憲法》赦免權之規定為司法權獨立之例外，則總統行使罪刑無效之特赦權，其效力一如無罪宣告，前此所為之執行亦應溯及既往自始無效，除有合乎《刑事補償法》第3、4條所列不得請求補償之情形者外，基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同一精神，理應准予賠償。而現行《刑事補償法》第1條規定，得請求國家補償者，不及於上開特赦罪刑無效前受刑之執行，此乃立法之疏漏。
再者，《赦免法》第5條之1雖規定「因有罪判決確定所生之既成效果，不因大赦、特赦、減刑或復權而受影響」，然同條但書亦規定，依前開第3條後段為無罪之特赦後，有向將來回復之可能者，受害人亦可申請回復原已喪失之公職。同理，其因遭受無效有罪判決之執行而喪失人身自由者，亦非不能以金錢補償而獲得某種撫慰，達到回復之等同效果。如不作此解釋，總統為罪刑無效之特赦與有罪之特赦之實質處遇並無異致。可知，第3條之但書規定立法有欠周延，政府為德顯然不卒。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上開總統依《憲法》第40條、《赦免法》第3條後段宣告罪刑無效之特赦，應視為司法無罪的判決，允宜盡速修法將其列入刑事補償範圍。又總統特赦之行使，並不排除《憲法》第16條人民訴訟權的保障，故在修法前，高等法院即准許蘇炳坤再審；而上個月最高法院開庭調查再審抗告案，公訴檢察官林永義既然當庭也認同當事人受有冤抑，並表示總統既宣告罪刑無效，亦等同無罪之宣告，則檢察官更應依法撤回上訴，使案件回歸原第一審無罪判決狀態，即可讓當事人獲得實質的補償及平反，功德無量！（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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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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