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出境所限制的可能是人民的工作權，甚至是生存權。（圖／視覺中國CFP）
當有事實足以認為被告有湮滅證據、串供、逃亡的可能時，《刑事訴訟法》制定了一些手段，為了能夠保全證據、防止逃亡、確保刑事訴訟及刑罰執行。這些手段在執行的過程中，都會限制到人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們才需要用法律明文規定。
例如「羈押」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處分，法院裁定將被告將被告收容至特定處所，以確保日後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及刑罰的執行。而我們所討論的限制出境，目前實務作法，認為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替代手段，而限制住居又是羈押的替代手段。
限制住居是替代手段的替代手段，卻侵害基本人權甚鉅
通常做為替代手段的一方，所帶來的侵害通常小於原處分行為。如羈押與限制住居，羈押限制的是被告的人身自由；而限制住居則是居住自由的限制。被限制住居的人，仍然擁有人身自由，你可以隨意的決定從A地到B地，只要提供法院一個可以收到傳票的地址，並可以到庭開庭即可。
過去，出國的機會可能非常的少，但隨著交通科技進步、世界地球村化的發展，出國不再是難事，出國也不僅僅是旅行、遊玩這麼單純。限制出境所限制的可能是人民的工作權，甚至是生存權。當一個人的事業在國外，限制他出國，當然限制了他的工作權；當公司外派其出國考察，但因為限制出境，必須拒絕上級的要求，若因而丟了工作，更可能侵害到生存權。
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第12條，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含自己的本國。雖然公政公約是國際條約，但為了讓人權保障更加完整，目前已經將公政公約透過兩公約施行法內國法化。所以，去任何國家，已非單純憲法上遷徙自由的概括保障，而是可以直接主張的基本權利。
限制出境法制化，才能避免恣意妄為
限制出境的立法是必要，也是必須的。限制出境除了侵害人民的基本權，需要法律明文限制外，也必須讓法官有法能夠依循、有法律依據能夠做出裁定。現在的司法實務，因為缺乏相關的法規，限制出境與否全靠法官個人的心證。
以過去著名的伍澤元案為例，伍澤元得以逃亡海外，就是因為當初立法院秘書處發出「赴日考察交通建設與國會」文件給高等法院，伍澤元案的庭長黃瑞華剛好休假，便由庭長許正順代替黃庭長直接以「行政公文」，發函境管局及立法院祕書處，解除出境限制。
法官是如何決定放走伍澤元呢？根據媒體報導，當初本案的受命法官吳燦，在收到立法院的公文後，有口頭跟同庭的法官討論，且依循過去的往例，解除限制出境，不需要開合議庭下裁定。於是伍澤元就在立法院的背書下，合法的離開國門，並一去不復返。這個案件引起外界一陣譁然，但因為缺乏法律的依據，也都無法究責。
這就是缺乏限制出境的法律明確規範下會發生的問題。法官可以不用開合議庭，不用以裁定的方式為之；法官可以簡單口頭開個會，簡單的做成行政公文函給境管局，就可以讓被具體求處15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7年，且將要卸任立委的伍澤元，以立委出國考察的理由輕易的離開國門。若只要工作單位提供證明，就可以合法出國，那以彭愛佳聲請解除境管一案來看，如果今天中視出具證明，一、二審都被判「無罪」的彭愛佳是否就可以解除限制出境呢？還是法院覺得立委比較大呢？（本文轉載自法操FOLLAW）
▼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在限制出境座談會中表示，限制出境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必須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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